医治的心

王学富

传统的心理治疗，如精神分析，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病人”，后来的心理咨询，如人本主义，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咨客”（也译为“来访者”等）；跟“病人”相对，心理治疗者被称为“医生”（或“心理医生”），他们是权威，仿佛被看作是心理完美的典范，他们对病人做出诊断、分析、治疗。跟“咨客”相对，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的人被称为“咨询师”或“治疗师”，他们如同社会上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来访的人提供专业的服务。再到后来，有人提出新的概念，叫“疗伤者”（healer，一般译为“医治者”）。这个看上去新的词汇，其实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概念，只是被路云（Henry Nouwen）着重提出来而已，它缘自路云的一个词汇，叫“曾经受伤的医治者”或者“经历过创伤的疗伤者”（the wounded healer）。这个词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说“医治者”（或“疗伤者”）是一个更古老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广泛多样，包括古代的巫师、部落长老、哲学家、教师、医生、宗教家及神职人员等，他们对人的生命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关怀和医治，是心灵（也包括身体）的关顾和医治。到了弗洛伊德，对心理提供治疗的人成了医生，医生承担了以上所有的职分，心理治疗开始成为的科学，实施的是单一的“治疗”（therapy），而不再是对生命进行全面关顾的“医治”(healing)，弗洛伊德试图建立一个治疗王国，把精神分析定为一尊，取代宗教、哲学等对生命的职责。但到了荣格，精神分析的独立王国就受到了挑战，这个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位继承人”的心理学家把精神分析与更广阔的人类意识与文化资源建立了联系。在荣格那里，精神分析不仅仅是治疗，还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医治”的意义。到了弗兰克尔，这种意义显得更加明确一些，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对于荣格与弗兰克尔，他们是站在许多资源的交汇地带说话，他们也会使用从古代延伸下来的“医治者”这个词汇。至少，在他们的“心理医生”这个概念里，具有了“医治”（healer）的职分或功能，而不再只是医学意义的“医生”和“治疗”的那种概念。他们对生命有更全面的理解，关顾生命的各个层面，包括对宗教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也有明确的肯定，因此他们提出了“灵魂的医生”（the doctor of the soul）这个概念，这里，“doctor”（医生）就和“healer”（医治者）就有了内在的关联。虽然词汇不同，本质却是相通。后来路云提出“曾经受伤的医治者”（the wounded healer）这一概念，就帮助我们对“心理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有了更多的理解。这个“医治者”（或“疗伤者”）不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医生”，他也不是专业意义上的“专家”或“治疗师”，而是跟求助者一样是生活中的人，他们跟求助者一样也会受伤，他们对伤害有切身的体验，经历了挣扎与医治的过程，更了解伤害与生命成长的关系……因此他们成了“疗伤者”（“医治者”）。“医治者”从自身的经验里长出自然的同理，他们跟“病人”有一种既是同病相怜又高于同病相怜的关系，他们有真正关切的心。有一个医生，当病人赞扬他真有耐心时，他回答说：不是因为我有耐心，而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医生就有了“医治的心”。

这样的医治者，因为自己经历了伤害和医治，他面对求助者的苦痛时，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他跟求助者一样是病人，同时又是医生，并且他会意识去唤醒求助者内心里的医生，让他们相信生命会改变；他用成长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求助者，对他们有“本是同根生”深深体谅，又能具体给他们提供帮助，如，解除从伤害里发展出的宿命感，激发求治的信心，发现改变的契机，找到改变的方法，促进改变的具体行动。

这样的医治者，他的生命便是良药，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的生命达到怎样的境界，他跟当事人建立怎样的关系，影响就在关系里发生。他不仅关爱，而且“残忍”，正是因为关爱，所以才要“残忍”，有一个词叫“慈绳爱索”，其中的本质就是爱与规则。中国有一个俗语，“硬着心肠做父母”，其中透露的就是这种意味。

这样的医治者，他体察人的心理需求，他知道人有被爱的需求，他知道如果生命不被关爱，一个人就有一种无根的飘零之感，就不能确认自己，就会感到不安全，自卑，甚至变得冷漠。医治者了解爱的需求，便知道爱里有医治，便知道在爱里没有惧怕。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信任与被信任的需求，有了基本的信任，才会发展出合作精神和好的人际关系。当信任感受到损坏，人陷入孤立，变得多疑、防御、对抗，在内心里竖起一道与人隔绝的墙。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价值的需求，因此会帮助求助者去发现和提升自我价值感。他知道人在环境里会受到各样的贬损，因此，医治者会蹲下来，把求助者抬上去，让求助者站得更高，看到自己虽然受伤，依然有价值，虽然遭到损害，依然值得尊重，虽然经历破碎，可以经历整合，虽然受到阻碍，最终会长成自己。

这样的医治者，他知道人有安全的需求，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各样的剥夺、威胁、抛弃，以至于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稍有惊扰，他们就会逃避。这时，医治者会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让他们停止奔逃，重返生活，去面对落在树下的“芒果”。

医治者的心有充分的文化敏感，他能够深入到个体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去察看里面的伤害，去发现医治的资源。他不仅关注具体的伤害与苦痛，还看到深藏在民族心理里的伤痛，包括长期的封建毒素，“血战前行”的历史的创伤，日本侵略与屠杀的灾难，西方列强侵略的挫伤，“文革”造成的群体损害……医治者由对个体的伤害触及到民族内在的深创巨痛，并且吸收个体与民族文化里丰富的资源，在创痛里默默地实施医治，如同古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便是医治的心。

医治者因为和求助者同样有受伤的经历，他具备了天然的同理的资源，在共同受伤的经验中建立了关系；中国的俗语中有一个词叫“难兄难弟”，便是这种在“难”中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关联。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医治者和求助者分享了一个人性的共同本质：我们都会受伤（vulnerability）。医治者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并不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利，不是保持距离的权威，不是客观、冷漠的分析者，他自己曾经受伤，使当事人拉近了关系；他因为得了医治，又使他赢得了求助者的信任。一个好像是刀枪不入的医生，显得很可敬；而一个曾经受伤的医治者；却真实可亲。“敬”里面有距离，“亲”里面有关系。医治在关系里发生，医治的心是联络的心，因为有了温暖的联络，受的伤害自然愈合。这种联络不是一条线接通了，也不太是一个个的环节链接了，它是一种氛围，从医治者的心中弥漫而来，把两个人同时带到那氛围里面。在咨询关系里，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也不仅仅是非语言的交流，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在发生作用，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神圣的互动。对此，我在自己的辅导里有所体验，也曾在洛基大学观摩柯克·施奈德（Kirk Schneider）的治疗过程时有所体验。

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中“我与你”之间，更是我们内心里“我与你”的状态。如果内心的“我与你”时有怨恨与愤怒，现实中的“我与你”的关系就有冲突和损害。当我们内心里有安祥和善意，这安详与善意就会从内心的“我”涌向内心的“你”，并且流淌到现实中“我与你”之间，在那里化解冲突，形成默契。在辅导关系中，效果也是这样发生。

医治的心，曾经受伤，并且随时还可能受伤，但尽量减少了损害。之所以称它为医治的心，是因为医治者学会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因为是人，所以受伤。并且，他不仅受伤，还在受伤里发现了医治的意义。纪伯伦说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在爱，一颗心在流血。医治者的工作，背后有一个动力，便是这样的爱。他在爱，但他也做好准备，去受伤和流血。当一个咨询师走到这里，他就成了一位医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