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慨因何而发？大概是最近媒体报道中有几个人的自杀，如那个很有天分的高中生，那个大学教师江绪林。也因为我在生活中、在咨询室里时时听说过的自杀或几近于自杀的例子。我的内心产生一种对天才被毁的悲哀。

 

我们这些成熟一些的人，在生活中也会磨砺出某种禀赋，但会有意识去保护它，尽量不让它受损，也不会胡乱使用它，免于被耗费。但许多天才不是这样的。天才容易受损伤，因为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的天分，也不大能够全面认识自己，因而也不大会保护自己。特别是社会文化变得复杂甚至压抑，他们要去实现天分的路就会变得更为艰难。

 

天才常常是一个社会品质的试金石。莱维（Primo Levi）的研究发现，集中营里最优秀、最纯洁的人往往最先死去，因为他们比常人更不能忍受邪恶与败坏。因此，一个让天才活下来并且活得好的社会，才是一个高品质的社会。

 

鲁迅思想中最深切的部分是关于英雄或天才的。一方面，鲁迅最殷切地渴望我们的文化能够造就英雄、培育天才。另一方面，他最深切的悲哀是看到我们的文化在摧残英雄，在扼杀天才。甚至他很具体而精辟地总结出人们扼杀天才的方式：一个是棒杀，一个是捧杀。所谓棒杀，就是用棒子打死，用暴力、强权摧毁之。所谓捧杀，就是把天才捧到天上去再抽手，让天才从高处落下来摔死。鲁迅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表现这个基本主题的，这是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思考上最大的贡献。

 

鲁迅曾著文《天才未产生之前》，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天才，有意识保护天才。他还呼唤民众做培育天才的土壤。一般人以为，天才是横空出生，超绝人类的。但鲁迅则说，天才也是人，天才生下来时，发出的也是啼哭，而不是立刻吟出一首诗来。而且，天才也要经历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他们身上的禀赋，也需要有后天的环境因素才得以养成。包括某些异乎寻常的经验会激发他们潜在的特质。天才常常十分敏感，甚至还有某些明显的脆弱性，因而容易受积习的压抑，旧势力的损害，甚至早早夭折了。我有时会想，人类社会文化像滚滚洪流轰鸣向前，从古到今弥漫而来，几乎是无所顾惜地湮没了多少天才。

 

我们怎么来评判一个文化？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文化，是造就英雄、培育天才的文化，也会有意识去保护自己的英雄、天才。天才对文化生态最敏感，如同某种鱼类对水质的要求最高。如果一种文化的品质太低，空间狭促，宽容度不够，不能辨识天才，也不能理解天才，反而限制天才，压抑天才，迫害天才，扼杀天才，这就是不好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天才就无法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存活，渐渐就灭绝了。于是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只适合庸人生活的社会。

 

那么，让天才得以存活的文化品质和社会空间是什么？就是崇尚自由、独立的精神，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以及不用汲汲于此而自然拥有的生存条件。一个把目标定为只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的社会，一个不听话就夺去你的饭碗的社会，就是一种生存主义的文化环境。生存主义文化让人民生活在生存之虞里，只为生存而挣扎，压缩人的心灵需求，挤压人的精神空间，导致天才因空气稀薄而窒息。这样的社会不仅是目光短浅，简直就是一场迫害天才的阴谋。

 

天才对文化生态要求更高，那是因为：第一，天才更敏感，更容易受伤。第二，天才会因此特异的禀赋更容易成为被人攻击的目标，即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对于这个传统的说法，我们却要当心，因为它里面有毒：一，其中有很深的威胁。二，它可能把摧残天才的行为变得合理化。天才被毁，常常涉及人性的阴影。毋庸讳言，我们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会有猜疑，觉得他们的行为好奇怪，会导致某种危险。而且，对于那些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不觉会产生嫉妒。如果嫉妒是良性的，它会激励我们向优秀者学习。如果嫉妒是恶性的，会导致迫害天才的行为——让天才跟我们一样，或者比我们更惨。这是人性恶劣的倾向。它把人性置于这样的话语的驱动之下：“为什么他比我好？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如果一个文化里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与行为，就是不好的文化。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刺激人性这个恶劣的部分，就会让迫害天才的行为变得泛滥，天才就会纷纷陨落。

 

 好的文化会造就好的社会，好的教育，好的体制。它们就会合力去遏制人性中那嫉妒天才、迫害英雄的倾向，让人性的恶没有空间、没有机会去肆虐，让人们具有好的心灵品质，成为造就天才的土壤。好的文化会培育和支持人们对英雄产生敬慕之心，愿意发挥自己的天分去对社会有所贡献，愿意去保护天才，也愿意去做培育天才的土壤。当我们去培育和保护天才，我们也在培育和保护我们自身天分的部分，我们也在培育和保护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全面活出自己。

 

 在“文革”之前，我们的社会本来拥有大量从前代顺流而下的才俊。但到了“文革”，他们却遭到大肆迫害，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黯然沦落。这真是我们民族的无妄之灾！前不久看到一个资料，讲到“文革”期间仅在文艺界就有数百杰出人物自杀，如老舍、傅雷、严凤英等。不堪的政治刺激了人性的盲目与恶薮，并为之肆意泛滥提供了合理化的通道。这些合理化（甚至正义化）的理由包括“打倒走资派”，“打倒右派”，“打倒牛鬼蛇神”等等，给幼稚的、邪恶的人们提供了迫害英雄的机会。国歌作者田汉被逼喝尿，悲惨去世。在迫害者中有一个女中学生下手凶狠，用带着铁扣得鞭子拼命抽打他。这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啊，其内心的恶都被政治激发了，畅通无阻地释放出来。人性中本来有盲动、嫉妒、仇恨，那个时代却给它们提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革命。于是，这些无知的心灵就被煽动起来，名正言顺、肆无忌惮地去从事令人发指的迫害行为了。

 

 对天才进行妖魔化，然后扑杀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迫害英雄、扼杀天才的险恶伎俩，不知有多少天才就这样成了待宰的羔羊。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把英雄或天才称为疯子。所谓疯子，第一是没用，第二是危险。既然如此，人人皆可得而诛之。“文革”中有一个词汇叫“把反动派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便有这种意味，是相当恐怖的，非人性可以承受。被鲁迅尊为老师的章太炎在当时被称为“章疯子”。鲁迅还列举了外国的一些例子，包括耶稣和苏格拉底，也被说成“这个人疯了”。鲁迅的小说里《药》里有一位夏瑜，茶馆里的人都说他疯了。然后就被杀了。的确，有些天才在迫害中真的疯了。也有一些人为了躲避迫害而装疯，想瞒过迫害者，让他放过自己。也有人被送进了疯人院。

 

天才就在我们中间，一般人常常认不出来，只是觉得他们很奇怪，要豁出一切让他们变得“正常”。一般人以为这是为了他们好，却不知道这就是迫害。我想起那个自称“小小”的高中生。十几年前她来找我谈话。当时她就读于这个城市最好的高中，成绩名列前茅，父母和老师都期待她考进名牌大学，这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路。但有一度，小小陷入了一种她所说的“青春期精神困惑”，便对高考产生了怀疑，并且频频逃学。她解释说：许多乡村的孩子太想通过考入名牌大学来改变命运，我并没有那样强烈的愿望，却在这里挡住了别人的路。她的这些想法太异乎常人，完全不符合我们教育体制的正统语言，更不能被她的父母所接受。结果是，小小被父亲送到精神病院去了。父亲坚持说她“脑子有问题”，老师也说她读课外书太多，中毒了，也有的同学一直视她为竞争对手，看到她现在成了这样，心里还会暗自窃喜一阵，但窃喜中又有内疚。到了精神病院，医生并不认为小小有什么问题。但她父亲不相信，一次次送去。有一天小小在精神科医生面前背诵了一段德里达的话，由此被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我不觉想到，在地球另一边的那个美国文化里，当比尔·盖兹从哈佛大学退学时，他周围的人没有说他疯了。至少，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一定要证明他疯了。虽然他们可能不理解。

 

我又想到在希特勒的时代，希特勒用他的那套东西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中各个领域的天才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纷纷逃离，其中不少人逃到了美国。当时，美国成了他们受到保护的生息之地，而希特勒把欧洲的文化生态大肆破坏了，已经不再适合天才生存。于是，天才们就像动物一样，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去寻找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文化。结果是，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的重心从欧洲转到了美国。希特勒之暴行，等于驱鱼于美国之渊。

 

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一个适合天才生息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在怎样对待我们的天才？这是最值得反思的。天才生出来本来不易，长出来后发现社会空间狭促，就活得蹇涩。文化空气太稀薄了，天才感到窒息，难以活下去了。也有些天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就自杀了。我们悲惜，说不该啊，但天才就是这样选择的。天才是有翅膀的，本来可以高飞。但当他们发现展翅高飞是危险的，他们会敛翅蹲伏，甚至可能剪掉自己的羽翼，完全断了高飞的心思。本是高飞鸟，安于匿鸡群。这就如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情形：狂人最后被“治好”了，被推荐补任一个官阙去了，从此过“正常”的生活。大抵说来，天才的路也就这样几条：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放弃做天才，去做一个常人。做常人本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本为天才，不得已做了常人，往往做得憋屈，很难的。这又如鲁迅《在酒楼上》里所描述的情形了。但还有一条路，就是逃离。在一个不珍惜天才，不保护天才，甚至不造就天才，反而迫害天才的文化环境里，天才要么被糟蹋，要么不堪糟蹋而自杀，要么忍受以期苟活，要么逃离得以他适。最后，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专权的社会，一个不适合天才生长的社会，一个庸人当道的社会，一个闹哄哄好热闹，充满了抄袭者、欺骗者、表演者的社会。天才不生，妖魔横行。

 

回头来讲直面。我们做心理咨询，是做什么？怎么做？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培育个体，保护天才，让敏感的个体和易受伤的天才能够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不仅得以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严，尽量活出自然，发挥天分，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有人说，心理咨询是为了让人适应社会，这话有一些道理，也有一些毒素。我的理解是，心理咨询不只是帮助人适应社会，更是活出自我。比如，“文革”的社会是不必适应的，希特勒的社会也是不必适应的。如果一味强调个体适应社会，适应文化，会导致对个性的压抑，社会、文化就难以更新。因此，心理咨询也有文化的使命，就是更新我们的文化，改良我们的社会，让它们更适应个体，更适合天才。一个适应天才的文化和社会，便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大的空间和自由，因为有天才的空间，就更有每个人的空间。既然天才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活，每个人就更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活。普通人活出普通人的样子，天才活出天才的样子。这才是我们渴望的文化和社会。

 

我们的文化跟欧美的文化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向欧美学习什么？欧美被称为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重视个体，崇尚天才，尽量营造一个让每个人去充分成为自己的文化环境。这些年来，我跟美国（以及欧洲）心理学界的同行打了许多交道，关系颇深。用我自己的文化的眼睛看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显得很奇怪。我便假想，把那样一些人放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很难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身上那些“怪”的部分很难见容于我们的社会。举例如，在塞布鲁克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教授叫泰勒（Eugene Taylor），他算是一个很怪的人。即使在他的生活环境里，也有不少人说他怪，但也有许多人佩服他。他显得相当不通人情世故，但他却是威廉·詹姆斯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也是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历史学家。他在2013年去世了。那年我去赛布鲁克大学学习，参加当时正在举办的博士学位授发仪式，看到许多人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上台讲话，讲到他们的导师泰勒，个个声泪俱下。我于是体会到，这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社会，一个可以接纳怪人与天才的文化。

 

我的感觉是，在美国有很多怪人，但那个社会容得下这些怪人。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有一种很强大的势力要把怪人变成正常人，也因而在不觉之间把有天分的人变成了“适应得好”的人。但心理咨询的真正目标不是“适应得好”，而是“发展得好”。在我们社会中的这种势力，大概可以称之为群体主义，或者说，是群体主义里滋生的一种弊端，它容不得不同，会强求一致，它的目标不是个性化，而是整齐划一。并不是说每个怪人都是天才，有些怪人只是怪人。怪人也是人，也值得尊重。而且怪人中有天才。当我们强求怪人称为正常人时，我们可能把天才一并同化为正常人了。好像成为“正常人”才是我们文化的最高目标。然而，在一个文化里，怪人也理所当然地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这是社会多样化的样态。当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峡要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心灵》，其中讲一位科学家叫约翰·纳什（John Nash）。纳什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但在他的生活环境里，他得到了最可贵的接纳与支持，最后在科学上有重大创见，获得诺贝尔奖。基于我的社会观察，文化思考和心理咨询经验，我不免揣测，在我们的文化里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个纳什！

 

 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中国纳什的案例。它没有经过确证研究，因此我呈现的不是细节的真实，却可能是本质的真实。在一些年前，中国某一所著名大学里有这样一个博士生，他可谓是一个突出的天才，但也有明显的问题。比如，他过于敏感，虽然意志坚强，但情绪上有些脆弱。他不谙世故，不善人际，不甘落俗，在学术思想上却有真知灼见。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可以说学贯中西。但现在，这个很怪异的家伙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现在是不是饿死了也不知道。据说，他在这群大学读了几个博士专业，最终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博士学位。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具体应该是被迫害妄想，就如同纳什的情况。写第一个博士论文时，他怀疑导师会抄袭他的成果，因而跟导师发生冲突，论文没有通过。他转而考了另一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怀疑导师会抄袭他的成果，他用五、六种外文写论文，研究资料也是旁征博引，但依然不放心。在论文写作与答辩上，他又跟导师不断发生冲突。后来他又转读考第三个专业，继续攻博，博士论文干脆完全用符号写出来。当然没有通过。他的师弟们关心他，但没有能力评估出他真正的水平。有一次学术交流，来了一位这个领域里的世界著名学者。在这群师弟的盛情邀请之下，这位学者跟这位怪人或天才做了一场彻夜长谈。我们可以用一个电影镜头来呈现当时的场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一间博士生宿舍的门打开了，门外站着一群睡眼朦胧的博士生，他们在等待那位著名学者的评估结果。这位世界著名学者出来之后对他们只说了这样两句话：“你们这位师兄，如果他将来获得诺贝尔奖，我一点不会感到意外。如果他将来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我也一点不会感到意外。”显然，这是一个天赋禀异的天才，也是一个问题很深的怪人，甚至病人。

 

结果是什么呢？一些年后，他的老婆跟他离婚了，他的家人也不再理他了。他住在这个城市里一间凌乱而狭小的公寓里。偶尔有同学去看他，敲门之后，他从里面把门开了一个缝，很漠然地看了对方一眼，仿佛不认识，“砰”地把门关上了。他的前景可以料想：被送进精神病院，一直吃药和住院，在那里了却残生。或者，他竟至连精神病院也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钱，最后也只能在这间小屋里寂然逝去。

 

这种在某些方面有极高天分的人，可能在另一些方面相当幼弱，他们的行为异于常人，显得很奇怪。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具有宽容和提供支持，让他身上卓出的部分得以发展和发挥，让其怪异的部分受到接纳，甚至那些“病”的部分得到疗愈。这样的话，天才才会长成，而不至夭折。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太强调“统一”与“和谐”的社会里，一个人从幼小到长大成人，要经历多少文化的杀伤啊。在我们社会里，聪明人太多了，文化打手太多了，扼杀天才，棒杀英雄的人太多了。他们以为打击的只是异常的人，却不知道，天才有时候跟异常者为伍，混迹于其中。当我们的社会容不得异常，也就容不得天才。话说回来（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也要提防那些表面装上疯卖傻却一肚子贪欲与算计的表演者。

 

天才之所以让人害怕，与人们对天才的态度有关。人们对天才的态度基本上有这样几个：一，人们不习惯天才，说：“咦，他怎么跟我不一样？”这是不习惯的态度。对于不习惯的东西，人们也不大喜欢，总想把别人搞得跟自己一样，然后就习惯了。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如此，学校的教育如此，我们的文化环境也常常如此。二，人们嫉妒天才，因为天才高于自己，对于高于自己的东西，人们也不喜欢，总想把那个部分抹杀掉。三，天才并不生活在常规里，还常常打破常规，但一般人觉得生活在常规里才安全，因此天才把他们的常规搞乱了，让他们觉得好不安全。因此，他们想要安全，就不想要天才。

 

当年鲁迅提倡“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就是倡导一种重视英雄、保护天才的精神文化。他特别赞赏在西方社会里产生出来的“摩罗诗人”。“摩罗”是什么意思？就是魔鬼，撒旦，这是大众对离经叛道的天才的蔑称。实际上，“摩罗诗人”是一群反叛现世秩序，推动人类进步的人，他们思想激进，精神自由。在西方，这样的摩罗诗人如雪莱，拜伦，托尔斯泰，尼采等。在鲁迅眼里，耶稣和苏格拉底也属于这样的人。他们要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么被毒酒毒死了。当时的社会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妖言惑众，毒害青年的心灵。事实上，他们是觉醒者，是心灵意义上的革命者。社会迫害他们，是因为他们走到了人类的前沿。人们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是一群危险分子，或者称他们是一群疯子，就把他们干掉了。因此，最殷切呼唤天才的鲁迅感受到最深的悲哀。

 

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看到许多的抄袭者，表演者，欺骗者，以及各种各样的麻木、不真诚、唯利是图、堕落、政治压抑、学术腐败。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那些最纯粹心灵，就是那许多天才常常拥有的心灵，就会感到窒息。有人因为生存条件不足而活不下去，有人因为精神条件缺失而活不下去。在这样一个精神空气稀薄的环境里，天才活得更憋屈，就会忿而死去。于是，我也终于感到天才被毁的悲哀。悲哀而不甘，就回顾当年，在民族危难之时，龚自珍出来呼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也相信，一个社会在各行各业都有天才的人物出现，这个民族才有真正的生机。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人出来呼喊：我们的民族需要培育自己的天才，我们的民族需要保护自己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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