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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跳楼的孩子和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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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hinancc.net 作者:直面心理 发布时间:2021-04-14 10:37:16 字号:

编者按:

近来,学生跳楼事件频频发生,孩子们处在疫情大环境中,面对学习方面的压力,家庭氛围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着实让人心痛。

本文《那份搁置的哀丧》描述了一个孩子自杀案例的心理分析,以及孩子父亲未能完成的悲伤。希望有更多的家长看到本文,因为编者觉得这是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的最好的文章。加一句,文章有点长,请耐心细致的看层层深入肌理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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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搁置的哀丧


 / 王学富

引子:


阿平18岁的女儿自杀身亡。接到噩耗,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就被悲伤、愤怒、羞耻、自责的情绪淹没了。他匆匆赶到学校,快速处理了此事,又匆匆赶回家,草草安葬了女儿。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丧葬的仪式,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甚至,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


  

阿平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最近开始萧条起来,生意每况愈下。20来年驰骋商场,阿平经历了多少坎坎坷坷,每次他都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公司“起死回生”,但这次不同,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濒临倒闭,他竟无动于衷,不想做任何努力去做挽回。阿平之所以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是因为他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公司,还是他自己?

面谈进行了几次之后,一个隐藏的事件浮现出来:就在一年以前,阿平18岁的女儿自杀身亡。当时她还是大二学生,因为失恋,在一个夜晚,她从宿舍楼跳了下来。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在阳光之下,她残损的躯体像一棵被砍伐的树,倒伏在人行道边。

接到噩耗,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就被悲伤、愤怒、羞耻、自责的情绪淹没了。他匆匆赶到学校,快速处理了此事,又匆匆赶回家,草草安葬了女儿。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丧葬的仪式,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甚至,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阿平就赶回自己的公司,重新投身到生意中去。

丧失女儿之后,阿平和妻子平日都会避免谈及他们的女儿,怕引起对方的伤心。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留着一个空位,即使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空位也没有真正得到填补。阿平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他和妻子都意识到,女儿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谈及女儿,但梦中却对女儿魂牵梦绕。虽然家中所有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被搬走了,但女儿的言谈身影还萦绕在他们的记忆里,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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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阿平拼命工作。一度,他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阿平身上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时而会对温柔体贴的妻子发火,时而会在办公室当着员工的面摔东西。事后,他又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后悔和自责。这样的事多了,妻子跟他说话越来越少了,尽量避免触碰到他,公司的员工也开始回避他,暗中有点人心惶惶。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切,阿平看在眼里,但让他焦虑的并不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而是,他发现自己面对这种情况,竟然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点什么,挽回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对此,阿平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1998年,我在厦门的一个心理辅导中心接待了困扰的阿平,跟他经历了几次面谈辅导。一年以后,我到美国修读心理学,这场辅导就中断了。在汤普生(EarI Thompson)教授的“哀丧辅导”的课上,我回想跟阿平经历的那个心理辅导过程,更加深切地意识到,阿平内心里未经处理的哀丧是导致他个人危机的深层根源。


在这里,我读到鲍比(John Bowlby)在他的《丧失》(Loss)中进行的分析,他说,处于哀丧的人往往会“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试图把自己从发生的丧失事件中抽离出来,好让自己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但是,这样做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哀伤得到适当的表达,反而被忽略了,被搁置起来了,而这种未能表达的哀丧之情会一直潜伏于心,给当事人造成更加深切且隐而不察的损害。


阿平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内心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哀丧”,在暗中从内到外影响着他,使他在生活中的一切摆脱伤痛的努力都变得无效,甚至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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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平讲述,女儿在自杀之前,对男朋友有极强的控制和独占行为,而这可能与她早年被迫与父母分离存在某种联系。事后加以分析,父母长期离开,很可能给她的心理造成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由此让她产生自卑的情绪,对关系缺乏信任。


我们发现,父母离开孩子,总会有自己的道理,不外乎“没有办法”、“要多挣些钱,为了孩子过更好的生活”,等等,但是,面对父母的离开,孩子会产生分离焦虑,她内心的体验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可爱,所以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但孩子又不敢表达出来,怕父母责怪自己不懂事,因此,她会强求自己“懂事”,为了“懂事”而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情感。长期没有父母的陪伴,她无法跟父母建立起适当的、满足及安全需求的依恋关系,内心留下一种情感的空缺,而这种空缺会以极端的方式寻求补偿性的满足,用鲍比的词汇来说,就叫“焦虑性关系渴求”。她跟男朋友建立关系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控制与占有行为,这便是受到无意识代偿需求或“焦虑性关系渴求”的驱动。当男朋友试图摆脱这种被控制、被占有的关系模式时,她从中体验到的是“被抛弃”的感觉,而且,这种体验又与幼年“被父母抛弃”的体验联系起来,并且受到强化,把她投进绝望的情绪,导致她在绝望中自杀。


事实上,在女儿自杀之前,阿平一度觉察到她身上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也曾想过带她来接受心理咨询,但在他忙碌的事务中,这个念头一闪即逝。女儿死后,阿平追悔莫及,自责不已,头脑里反复出现一个控制不住的想法:如果带女儿去接受心理咨询,她就不会走到自杀这一步。


在女儿活着的时候,阿平像生活中许多人一样,对自己说,现在很忙,将来有的是时间跟女儿在一起。在女儿离开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司,给女儿的时间和爱却是那样的少。这种无法表达的后悔和自责,在他的内心积聚着,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一种要毁掉什么来发泄一通的情绪。


据哀丧辅导理论,丧亲者内心里有愤怒,他们或者用这种愤怒来惩罚自己,或者把这种愤怒倾泻到周围的人身上。而在潜意识里,阿平发泄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和他一手经营的公司——他恨自己太自私,恨公司拖累了他,使他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女儿,竟然导致女儿的惨死。伴随这种愤怒和自责的情绪,阿平的潜意识里还产生了一种补偿女儿、给自己赎罪的愿望,他采用的方式就是对公司不管不顾,让公司(连同自己的生活)成为女儿的殉葬品。当然,阿平的这种行为是出自他的潜意识,目的是用来减轻内心剧烈罪疚感的折磨。他这样做的时候,对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觉察,因此,他对自己的情况感到“莫名其妙”。


内疚感是从良心里发出的“悄声细语”,它的功用是让人辨别善恶是非,激励人的德行。但是,并非所有的内疚感都产生良好的作用,还有一种神经质的内疚感,它出自过于敏感的良心,常常激发人去毁坏自己,以赎清内心被夸大的罪过。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神经质的内疚感会用“悄声细语”对潜意识说话——“我需要得病”或“我需要受苦”。


在女儿死后,阿平一度陷入激烈的冲突:一方面,他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工作,不给自己片刻去想女儿的死;但另一方面,他越是把时间和精力投诸生意,良心的折磨就越发剧烈。


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这种体验,阿平内心的声音是这样的:女儿死了,阿平依然活着,公司依然活着。他办公司做生意,并没有给女儿带来他曾经想当然的那种幸福,反而剥夺了一个父亲本来可以给女儿的爱。后来,阿平的公司开始出现问题,但阿平却听从了他潜意识的声音,任凭问题堆积,也不想去处理了。这种行为似乎在说:女儿已经死掉了,公司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女儿不能“从死中复活”,何必让公司“起死回生”?因此,阿平让公司垮掉,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损失,但从潜意识层面来看,这却可以缓解阿平内心剧烈的内疚感。所以,阿平对公司不管不顾,其实源自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表现为他试图通过一种转移或投射的方式,让自己远离可怕事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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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反应,正如特萝翠(Maria Trozzi)在《跟孩子谈丧失》(Tal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Loss)中所说,“可能暂时使人感到安全和正常一点,但它不是真实的,它来自于一种奇幻思维”,并不能真正帮助阿平渡过危机。“切记,”特萝翠继续说,“要想使哀伤减轻,最好的方式不是隐藏哀伤,而是把哀伤表达出来。”


人生无常,困扰时生。当遭受不明原由的丧失事件的袭击,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它如此痛苦,人们接下来的反应便是试图调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回避它。阿平失掉女儿之后,他没有经历哀丧的过程,反而把失亲之痛压抑下去,掩藏起来,这是造成他心理困扰与生活危机的深层原因。对阿平的辅导,很重要的是协助他完成一个被搁置起来的哀丧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阿平可以跟妻子一同经历哀丧,接纳彼此的哀伤情绪。阿平可以跟妻子一起谈论他们的女儿,而不是一味回避这个话题。阿平要能够接受,丧失是人生难免的事情,哀丧是生命自然的情绪。阿平意识到,他是一个有限的人,会在生活中有所丧失;他具有人的情感,当遭遇丧失的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哀丧之情。我们在生活中损失一件物品,都会在内心里引起哀丧的情绪,何况我们失丧了亲人。阿平知道,哀丧需要一个过程,任何一种可以被称做哀伤的情绪,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也不会一下子得到医治。


哀丧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一个人遭遇丧失之痛,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忘掉它。但不管这种愿望多么强烈,总是不能忘记。或者,他以为忘掉了,那不过是把它放到潜意识里去了,它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觉察它的存在。


荣格曾说,每一个人都扛着他自己的整个历史,而他的生命结构里,甚至记录着人类的历史,而历史参与了我们的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说话。丧失的亲人既是我们的历史,也同时在参与我们的现在。哀丧的过程,也是一条生命领悟的路。当我们在谈论丧失的亲人时,我们也在了解和确认,并给现在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我们感知到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都以某种形式聚集和贮存在我们生命内部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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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尔(Kenneth R. Mitchell)和安德森(Herbert Anderson)在《丧失与哀伤》(All Our Losses,All Our Griefs)中说:“适当表达哀伤并不是要让我们完全忘掉丧失的对象,而是让丧失的对象被充分地激活,从而在生活中建立新的关联,创造新的价值。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失掉所爱的人,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记忆会一直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不必要也不应该占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适当的哀丧表明我们既能带着过去的记忆生活,又能建立新的关系。”


作为帮助人经历哀丧的辅导者,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去承认,对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自己并不真正明白。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相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有所作为。如特萝翠所说:“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死亡,但我们可以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分享对它的理解。”


受苦是一件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但我们却可以从受苦中学习,了解它对我们的意义,了解我们作为人的有限,并且学会接受。米契尔和安德森表示:“丧失以及与其相伴的哀丧都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无法跨越受苦与死亡的界限,悲伤也是人类无法逃脱的疆域。大体来说,要对‘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这个人们总提的问题做出回答,答案其实是简单的:‘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是人。’”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我们理解人生、从事哀丧辅导提供了借鉴。苦难总会临到我们,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回应。人并不被发生的事情所注定,我们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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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曾在他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说,人类的一切生存条件都可能被剥夺,但“还有一样东西保留下来了,那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不管何种境况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能力”。甚至,弗兰克尔表示,人可以在受苦中找到意义,从而“把一场个人悲剧转化成一场胜利,把自我的困境转换成人类的成就”。


因此,对于阿平来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可以如此,一个挫折可以激发一场突破,一场危机里同时含有危险与机会,我们可以做出选择。人生充满得与失,我们正是通过对得与失做出好的回应来创造着生活的意义。生活本身是一个意义采撷的过程,生活事件有“好”有“坏”,并非只有“好”才让人生有意义,“坏”里同样含有意义,甚至含有更深的意义,这意义需要我们进行深度采撷。


注:本文是王学富博士在2000年左右,在美国修学《哀伤辅导》课程时,所撰写的英文论文的翻译稿,后在2010年,文章被收录于王学富著作的《受伤的人》书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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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心理治疗系列《受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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