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来，学生跳楼事件频频发生，孩子们处在疫情大环境中，面对学习方面的压力，家庭氛围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着实让人心痛。

本文《那份搁置的哀丧》描述了一个孩子自杀案例的心理分析，以及孩子父亲未能完成的悲伤。希望有更多的家长看到本文，因为编者觉得这是避免悲剧再度发生的最好的文章。加一句，文章有点长，请耐心细致的看层层深入肌理的心理分析。

那份搁置的哀丧

文 / 王学富

引子：

阿平18岁的女儿自杀身亡。接到噩耗，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就被悲伤、愤怒、羞耻、自责的情绪淹没了。他匆匆赶到学校，快速处理了此事，又匆匆赶回家，草草安葬了女儿。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丧葬的仪式，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甚至，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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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平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最近开始萧条起来，生意每况愈下。20来年驰骋商场，阿平经历了多少坎坎坷坷，每次他都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公司“起死回生”，但这次不同，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濒临倒闭，他竟无动于衷，不想做任何努力去做挽回。阿平之所以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是因为他想弄明白，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公司，还是他自己？

面谈进行了几次之后，一个隐藏的事件浮现出来：就在一年以前，阿平18岁的女儿自杀身亡。当时她还是大二学生，因为失恋，在一个夜晚，她从宿舍楼跳了下来。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在阳光之下，她残损的躯体像一棵被砍伐的树，倒伏在人行道边。

接到噩耗，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就被悲伤、愤怒、羞耻、自责的情绪淹没了。他匆匆赶到学校，快速处理了此事，又匆匆赶回家，草草安葬了女儿。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丧葬的仪式，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甚至，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阿平就赶回自己的公司，重新投身到生意中去。

丧失女儿之后，阿平和妻子平日都会避免谈及他们的女儿，怕引起对方的伤心。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留着一个空位，即使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空位也没有真正得到填补。阿平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他和妻子都意识到，女儿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谈及女儿，但梦中却对女儿魂牵梦绕。虽然家中所有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被搬走了，但女儿的言谈身影还萦绕在他们的记忆里，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

为了忘却，阿平拼命工作。一度，他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阿平身上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时而会对温柔体贴的妻子发火，时而会在办公室当着员工的面摔东西。事后，他又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后悔和自责。这样的事多了，妻子跟他说话越来越少了，尽量避免触碰到他，公司的员工也开始回避他，暗中有点人心惶惶。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切，阿平看在眼里，但让他焦虑的并不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而是，他发现自己面对这种情况，竟然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点什么，挽回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对此，阿平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1998年，我在厦门的一个心理辅导中心接待了困扰的阿平，跟他经历了几次面谈辅导。一年以后，我到美国修读心理学，这场辅导就中断了。在汤普生（EarI Thompson）教授的“哀丧辅导”的课上，我回想跟阿平经历的那个心理辅导过程，更加深切地意识到，阿平内心里未经处理的哀丧是导致他个人危机的深层根源。

在这里，我读到鲍比（John Bowlby）在他的《丧失》（Loss）中进行的分析，他说，处于哀丧的人往往会“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试图把自己从发生的丧失事件中抽离出来，好让自己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但是，这样做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哀伤得到适当的表达，反而被忽略了，被搁置起来了，而这种未能表达的哀丧之情会一直潜伏于心，给当事人造成更加深切且隐而不察的损害。

阿平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内心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哀丧”，在暗中从内到外影响着他，使他在生活中的一切摆脱伤痛的努力都变得无效，甚至事与愿违。

据阿平讲述，女儿在自杀之前，对男朋友有极强的控制和独占行为，而这可能与她早年被迫与父母分离存在某种联系。事后加以分析，父母长期离开，很可能给她的心理造成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由此让她产生自卑的情绪，对关系缺乏信任。

我们发现，父母离开孩子，总会有自己的道理，不外乎“没有办法”、“要多挣些钱，为了孩子过更好的生活”，等等，但是，面对父母的离开，孩子会产生分离焦虑，她内心的体验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可爱，所以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但孩子又不敢表达出来，怕父母责怪自己不懂事，因此，她会强求自己“懂事”，为了“懂事”而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情感。长期没有父母的陪伴，她无法跟父母建立起适当的、满足及安全需求的依恋关系，内心留下一种情感的空缺，而这种空缺会以极端的方式寻求补偿性的满足，用鲍比的词汇来说，就叫“焦虑性关系渴求”。她跟男朋友建立关系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控制与占有行为，这便是受到无意识代偿需求或“焦虑性关系渴求”的驱动。当男朋友试图摆脱这种被控制、被占有的关系模式时，她从中体验到的是“被抛弃”的感觉，而且，这种体验又与幼年“被父母抛弃”的体验联系起来，并且受到强化，把她投进绝望的情绪，导致她在绝望中自杀。

事实上，在女儿自杀之前，阿平一度觉察到她身上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也曾想过带她来接受心理咨询，但在他忙碌的事务中，这个念头一闪即逝。女儿死后，阿平追悔莫及，自责不已，头脑里反复出现一个控制不住的想法：如果带女儿去接受心理咨询，她就不会走到自杀这一步。

在女儿活着的时候，阿平像生活中许多人一样，对自己说，现在很忙，将来有的是时间跟女儿在一起。在女儿离开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司，给女儿的时间和爱却是那样的少。这种无法表达的后悔和自责，在他的内心积聚着，形成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一种要毁掉什么来发泄一通的情绪。

据哀丧辅导理论，丧亲者内心里有愤怒，他们或者用这种愤怒来惩罚自己，或者把这种愤怒倾泻到周围的人身上。而在潜意识里，阿平发泄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和他一手经营的公司——他恨自己太自私，恨公司拖累了他，使他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女儿，竟然导致女儿的惨死。伴随这种愤怒和自责的情绪，阿平的潜意识里还产生了一种补偿女儿、给自己赎罪的愿望，他采用的方式就是对公司不管不顾，让公司（连同自己的生活）成为女儿的殉葬品。当然，阿平的这种行为是出自他的潜意识，目的是用来减轻内心剧烈罪疚感的折磨。他这样做的时候，对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觉察，因此，他对自己的情况感到“莫名其妙”。

内疚感是从良心里发出的“悄声细语”，它的功用是让人辨别善恶是非，激励人的德行。但是，并非所有的内疚感都产生良好的作用，还有一种神经质的内疚感，它出自过于敏感的良心，常常激发人去毁坏自己，以赎清内心被夸大的罪过。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神经质的内疚感会用“悄声细语”对潜意识说话——“我需要得病”或“我需要受苦”。

在女儿死后，阿平一度陷入激烈的冲突：一方面，他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工作，不给自己片刻去想女儿的死；但另一方面，他越是把时间和精力投诸生意，良心的折磨就越发剧烈。

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这种体验，阿平内心的声音是这样的：女儿死了，阿平依然活着，公司依然活着。他办公司做生意，并没有给女儿带来他曾经想当然的那种幸福，反而剥夺了一个父亲本来可以给女儿的爱。后来，阿平的公司开始出现问题，但阿平却听从了他潜意识的声音，任凭问题堆积，也不想去处理了。这种行为似乎在说：女儿已经死掉了，公司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女儿不能“从死中复活”，何必让公司“起死回生”？因此，阿平让公司垮掉，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损失，但从潜意识层面来看，这却可以缓解阿平内心剧烈的内疚感。所以，阿平对公司不管不顾，其实源自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表现为他试图通过一种转移或投射的方式，让自己远离可怕事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冲击。

这种心理反应，正如特萝翠（Maria Trozzi）在《跟孩子谈丧失》（Tal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Loss）中所说，“可能暂时使人感到安全和正常一点，但它不是真实的，它来自于一种奇幻思维”，并不能真正帮助阿平渡过危机。“切记，”特萝翠继续说，“要想使哀伤减轻，最好的方式不是隐藏哀伤，而是把哀伤表达出来。”

人生无常，困扰时生。当遭受不明原由的丧失事件的袭击，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它如此痛苦，人们接下来的反应便是试图调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回避它。阿平失掉女儿之后，他没有经历哀丧的过程，反而把失亲之痛压抑下去，掩藏起来，这是造成他心理困扰与生活危机的深层原因。对阿平的辅导，很重要的是协助他完成一个被搁置起来的哀丧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阿平可以跟妻子一同经历哀丧，接纳彼此的哀伤情绪。阿平可以跟妻子一起谈论他们的女儿，而不是一味回避这个话题。阿平要能够接受，丧失是人生难免的事情，哀丧是生命自然的情绪。阿平意识到，他是一个有限的人，会在生活中有所丧失；他具有人的情感，当遭遇丧失的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哀丧之情。我们在生活中损失一件物品，都会在内心里引起哀丧的情绪，何况我们失丧了亲人。阿平知道，哀丧需要一个过程，任何一种可以被称做哀伤的情绪，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也不会一下子得到医治。

哀丧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一个人遭遇丧失之痛，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忘掉它。但不管这种愿望多么强烈，总是不能忘记。或者，他以为忘掉了，那不过是把它放到潜意识里去了，它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觉察它的存在。

荣格曾说，每一个人都扛着他自己的整个历史，而他的生命结构里，甚至记录着人类的历史，而历史参与了我们的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说话。丧失的亲人既是我们的历史，也同时在参与我们的现在。哀丧的过程，也是一条生命领悟的路。当我们在谈论丧失的亲人时，我们也在了解和确认，并给现在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我们感知到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都以某种形式聚集和贮存在我们生命内部的某个地方。

米契尔（Kenneth R. Mitchell）和安德森（Herbert Anderson）在《丧失与哀伤》（All Our Losses，All Our Griefs）中说：“适当表达哀伤并不是要让我们完全忘掉丧失的对象，而是让丧失的对象被充分地激活，从而在生活中建立新的关联，创造新的价值。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失掉所爱的人，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记忆会一直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不必要也不应该占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适当的哀丧表明我们既能带着过去的记忆生活，又能建立新的关系。”

作为帮助人经历哀丧的辅导者，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去承认，对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自己并不真正明白。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相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有所作为。如特萝翠所说：“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死亡，但我们可以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分享对它的理解。”

受苦是一件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但我们却可以从受苦中学习，了解它对我们的意义，了解我们作为人的有限，并且学会接受。米契尔和安德森表示：“丧失以及与其相伴的哀丧都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无法跨越受苦与死亡的界限，悲伤也是人类无法逃脱的疆域。大体来说，要对‘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这个人们总提的问题做出回答，答案其实是简单的：‘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是人。’”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我们理解人生、从事哀丧辅导提供了借鉴。苦难总会临到我们，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回应。人并不被发生的事情所注定，我们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反应。

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曾在他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说，人类的一切生存条件都可能被剥夺，但“还有一样东西保留下来了，那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不管何种境况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能力”。甚至，弗兰克尔表示，人可以在受苦中找到意义，从而“把一场个人悲剧转化成一场胜利，把自我的困境转换成人类的成就”。

因此，对于阿平来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可以如此，一个挫折可以激发一场突破，一场危机里同时含有危险与机会，我们可以做出选择。人生充满得与失，我们正是通过对得与失做出好的回应来创造着生活的意义。生活本身是一个意义采撷的过程，生活事件有“好”有“坏”，并非只有“好”才让人生有意义，“坏”里同样含有意义，甚至含有更深的意义，这意义需要我们进行深度采撷。

注：本文是王学富博士在2000年左右，在美国修学《哀伤辅导》课程时，所撰写的英文论文的翻译稿，后在2010年，文章被收录于王学富著作的《受伤的人》书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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