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每个人都听过一个来自印度的故事，叫盲人摸象。说在印度的一个村庄上住着六个盲人。一天，他们听说有人要赶一头大象从这里经过，就坐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等待，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他们是盲人，不能用眼睛看，但可以用手摸一摸呀。当赶象人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他停下来，让他们摸一摸大象。第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肚子，说大象是一堵墙。第二个盲人摸到大象的牙，说大象是一支长矛。第三个盲人摸到大象的鼻子，说大象是一条蛇。第四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腿，说大象是一棵树。第五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耳朵，说大象是一把扇子。第六个盲人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接下来，赶象人赶着大象离开了，这六个盲人还坐在那里争论不休。
看了这个寓言，觉得很有意味。我想，如果把这六个盲人所说的东西集中在一起，那绝对不是一头大象，而是一堆杂物。但是，如果把他们各自所摸到的部分组合起来呢？那基本上就成了一头大象了。人们对这个寓言有很多的解释，但它的基本寓意是说，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从各自的角度去看一件事物，只能看到部分，不能看到全部。
今天，我们来到首尔，在这里开一个会议，这情景就像寓言中盲人聚集在路边一棵大树下。我们是从亚洲的各个村庄来，要在这里“摸象”——这头大象叫心理治疗。
说得远一点，心理治疗在不同的文化渊源里早就存在；说近一点，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心理治疗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是不是我们要像故事中的盲人一样争论不休，各执己见，说对方“真是瞎得太厉害”呢？我们是治疗师，治疗师也有局限，但不同的是，治疗师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觉察，不以真理自居，并去倾听他人的看法，让每个人讲出自己所摸到的那一部分，然后一起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以各自的独特构成一个“全象”。
我从中国来，这是亚洲的一个大村庄，但不见得这里来的“盲人”就比其他村庄的盲人瞎得轻一些。像各位一样，我也是来摸象，并且讲述我摸到的那一部分。
关于心理治疗，我想讲的话题是：一个中国治疗师的文化敏感。
二
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形象，叫“中央大国”。在鲁迅看来，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条件的不便，中国跟世界其他文明接触不多，也缺少了解和比较，这会形成中国人“以自尊大昭闻天下”的盲目自大心态。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屡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民族心理遭受打击，导致极深的挫伤感和屈辱感。被迫之下，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认为西方文明只是技术先进，因此内心依然把西方视为“夷”，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里，透露出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也带有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我安慰。接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从物质层面转向政治体制的反思，发现西方文明的根本在于政体先进，于是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再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由此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考察传统文化，揭露其中的封建专制的弊害，批判国民心理的劣根性，倡导文化更新与性格改造。其中最深刻的思考者和最激烈的批判者是鲁迅。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尚未完成，中国社会很快转入政治革命、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未及进一步整理旧文化，借鉴异文化，建立新文化。再到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持续十年的破坏，不仅破坏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摧残了传统的文化根源。许多领域的建设失掉了一个文化的根基。就心理学领域来说，直到最近一些年，开始有人对我们的文化资源有所关注与探索，一些心理学家与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不谈中国文化，我们能谈心理治疗吗？如果没有了西方心理学，中国心理学还剩下什么？我们能否整理与使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建立中国的心理学？
从20世纪初，就有一批中国学人到西方去学习心理学，他们成了中国心理学领域的最早译介者和教育者。这些最早的开拓者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建立中国心理学的意愿，并开始模仿西方心理学的模式，开始在中国建立实验室等，但对我们文化系统中的心理学思想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探索。直到现在，中国心理学大体可以看作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中国心理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思想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我们需要学习和吸收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方法，也需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探索。不然的话，我们就如王阳明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在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心理学领域的本土文化意识开始萌生。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各自民族的文化因素塑造了我们，对这些文化因素，我们需要具有相当的敏感。在我们的治疗中，我们既能够洞察自己的文化弊端，又能够整合自己的文化资源，这形成了我们各自独特的治疗经验。现在，我们聚在一起，通过彼此的分享，可以展示各自独特的经验，可以丰富人类心理治疗的资源。
三
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文化敏感，包括他对形成自己的那些文化因素的敏感或觉察，他带着这些形成“我之为我”的文化进入到治疗过程之中，进入到与来访者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包括一个治疗师敏察来访者的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文化在怎样互动，以及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心理治疗师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造就一个治疗师的因素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他接受的教育（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学校的和生活经验的）；二、他接受的专业训练（包括心理学理论方法，专业实践，以及接受的督导）；三、他的自我觉察（包括他对自我成长的觉察，以及通过接受心理治疗获得的觉察）。
下面几个方面，基本反映我自己的文化敏感：
一、在这里，文化不是指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而是指所有对自己发生影响的生活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是在文化中成为自己。所谓成长，就是每一位人类个体用自己的基本生命条件（生物的、智能的、精神的）与环境因素发生互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接受互动的影响。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能够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在怎样与环境因素发生互动，也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条件在怎样与他的文化因素发生互动，并且了解，在咨询室里，双方的文化在怎样发生互动。
二、一个人不仅有其自身的潜能或基本生命条件，他还属于家庭，村落，社区，城市，社会，民族，它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的深处，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人类整体被划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显示各自的语言、习俗、行为、价值系统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我们同属亚洲文化，拥有共同的东西，但也有不同。共同的东西让我们彼此理解，不同的东西并不等于分歧和冲突，而意味着多样化、丰富性。心理治疗中有一个词，叫同理，就是从不同走向共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在心理治疗中需要被充分意识到，并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就是同理，这就是治疗师的文化敏感。文化敏感还包括，求助者的问题是独特的，为之提供的治疗也需要是独特的。
三、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对个体的创伤有敏感的觉察，还对我们民族遭受的创伤有深切的意识，如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以及长期的封建专制给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在个体那里，创伤的经验可以沉潜在内部，在暗中产生破坏力。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那些创伤经验并不随着时过境迁而消逝，它们存留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依然在通过一些方式影响着每一位个体，影响着这个群体。文化敏感的治疗师也是文化的疗伤者，我相信，每一种创伤都需要得到医治，成长在医治中发生。
四、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经验，尝试去理解它们怎样影响我，怎样塑造我，形成了我生命中的哪些部分，这些部分又在怎样对我说话，怎样对周围的人和对发生的事做出反应。我一直以为，一个治疗师自我敏察的程度，就是他对当事人敏察的程度，这决定着他从事治疗的深度和效果。
五、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不断反思本民族的文化，探索其中的致病因素和医治资源。我在中国从事治疗的经验告诉我，许多问题的背后有文化的致生因素和维持条件。这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不断去探索和发现本民族文化系统里丰富的医治资源——它们贮存于我们的哲学里，文学里，医学里，宗教里，民俗里，日常生活里，它们也被每一位活生生的来访者带到我的咨询室里来。一个敏感的治疗师，把文化的医治资源调制成让生命健康成长的药方。
六、带着这种文化敏感，我让自己融入每一位求助者的个体文化里。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知道自己是谁，我就知道他们是谁；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把自己融进他们，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作为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把自己全身心投入治疗，包括我的感觉（但不搅扰对方），我的深情（但不带任何诱惑），我的理解（但不是强加），我的价值（但不是用来判断他人）。文化敏感的治疗是流动的，技术融会在生命自然的流露之中。
七、作为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治疗师，但我会把自己的每一个弱点和失误当作成长的空间或机会，让自己永远更好。
四
在专业的训练和实践之外，我回顾自己成为治疗师的生命之旅，也是我的文化之旅。我出生在一个乡村，后来到了城市，后来到了美国，后来回到中国。但乡村的文化经验存留在我的生命底层，时而会不自觉进入我的治疗师的角色里。在一些求助者的眼中，我是一个村落的长老。对于他们的这个看法或评价，我内心的文化反应是：欣然接受。在我记忆中的乡村文化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我的外婆，我的爷爷，还有长海爷，长绵爷，长江爷，老祖奶，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的故事，他们也成了我生命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里有成长和医治的因素，他们是那个村落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民间治疗师，他们教会我用故事的方式跟人相遇、助人成长。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专业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我实际上承传了他们的角色。
我的教育也塑造了我生命中的那个“治疗师”，教育给我提供了很丰富和多样的资源，包括文学、神学、心理学，以及由此延伸的对各个学科的兴趣。有许多的老师，用他们的生命和思想塑造我内心的“治疗师”。
我的自我觉察还包括个人的精神成长，这成为我从事心理治疗的内在精神动力。对我来说，心理治疗不只是一种职业，不只是一种兴趣，而是源自内在的一种呼召，它的背后有从生命信仰而来的动力。
带着这种文化敏感，我在中国文化背景里坚持探索一条心理治疗的道路，这条路叫直面。这条路缘自我内心对生命的爱与怜惜，沿着这条路，我经历着个体与民族的伤痛与医治，恐惧与成长，逃避与直面，潜意识的幽暗与觉知的光明。特别是近年来，我遇到一起探索的同路人，他们是具有文化意识的心理学领域的实践者、教育者、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探索和开发中国文化的心理学资源，有意建立中国心理学。可以预见，中国会产生优秀的心理学家，按一位心理学者的描摹，在生命资质上，他们具有“中魂西才”，既深谙中国文化精髓，又具有西方专业才智，在文化态度上，他们志虑精纯，遵循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投身于对东西方文化与心理学资源的整合，立足于中国文化处境，通过心理治疗实践与研究，建立中国的本土心理学。
注：本章是作者在2008年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尔、香港、南京三地文化与心理治疗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为英文，经翻译后录入此书。
下一篇：回归敬畏
上一篇：
直面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