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师的文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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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hinancc.net 作者:王学富 发布时间:2017-12-15 16:24:04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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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个人都听过一个来自印度的故事,叫盲人摸象。说在印度的一个村庄上住着六个盲人。一天,他们听说有人要赶一头大象从这里经过,就坐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等待,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他们是盲人,不能用眼睛看,但可以用手摸一摸呀。当赶象人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他停下来,让他们摸一摸大象。第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肚子,说大象是一堵墙。第二个盲人摸到大象的牙,说大象是一支长矛。第三个盲人摸到大象的鼻子,说大象是一条蛇。第四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腿,说大象是一棵树。第五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耳朵,说大象是一把扇子。第六个盲人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接下来,赶象人赶着大象离开了,这六个盲人还坐在那里争论不休。

看了这个寓言,觉得很有意味。我想,如果把这六个盲人所说的东西集中在一起,那绝对不是一头大象,而是一堆杂物。但是,如果把他们各自所摸到的部分组合起来呢?那基本上就成了一头大象了。人们对这个寓言有很多的解释,但它的基本寓意是说,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从各自的角度去看一件事物,只能看到部分,不能看到全部。

今天,我们来到首尔,在这里开一个会议,这情景就像寓言中盲人聚集在路边一棵大树下。我们是从亚洲的各个村庄来,要在这里“摸象”——这头大象叫心理治疗。

说得远一点,心理治疗在不同的文化渊源里早就存在;说近一点,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心理治疗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是不是我们要像故事中的盲人一样争论不休,各执己见,说对方“真是瞎得太厉害”呢?我们是治疗师,治疗师也有局限,但不同的是,治疗师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觉察,不以真理自居,并去倾听他人的看法,让每个人讲出自己所摸到的那一部分,然后一起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以各自的独特构成一个“全象”。

我从中国来,这是亚洲的一个大村庄,但不见得这里来的“盲人”就比其他村庄的盲人瞎得轻一些。像各位一样,我也是来摸象,并且讲述我摸到的那一部分。

关于心理治疗,我想讲的话题是:一个中国治疗师的文化敏感。
 
 
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国形象,叫“中央大国”。在鲁迅看来,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条件的不便,中国跟世界其他文明接触不多,也缺少了解和比较,这会形成中国人“以自尊大昭闻天下”的盲目自大心态。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屡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民族心理遭受打击,导致极深的挫伤感和屈辱感。被迫之下,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认为西方文明只是技术先进,因此内心依然把西方视为“夷”,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里,透露出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也带有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我安慰。接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从物质层面转向政治体制的反思,发现西方文明的根本在于政体先进,于是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再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由此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考察传统文化,揭露其中的封建专制的弊害,批判国民心理的劣根性,倡导文化更新与性格改造。其中最深刻的思考者和最激烈的批判者是鲁迅。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尚未完成,中国社会很快转入政治革命、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未及进一步整理旧文化,借鉴异文化,建立新文化。再到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持续十年的破坏,不仅破坏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摧残了传统的文化根源。许多领域的建设失掉了一个文化的根基。就心理学领域来说,直到最近一些年,开始有人对我们的文化资源有所关注与探索,一些心理学家与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不谈中国文化,我们能谈心理治疗吗?如果没有了西方心理学,中国心理学还剩下什么?我们能否整理与使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建立中国的心理学?

从20世纪初,就有一批中国学人到西方去学习心理学,他们成了中国心理学领域的最早译介者和教育者。这些最早的开拓者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建立中国心理学的意愿,并开始模仿西方心理学的模式,开始在中国建立实验室等,但对我们文化系统中的心理学思想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探索。直到现在,中国心理学大体可以看作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中国心理学教育与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思想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我们需要学习和吸收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方法,也需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探索。不然的话,我们就如王阳明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在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心理学领域的本土文化意识开始萌生。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各自民族的文化因素塑造了我们,对这些文化因素,我们需要具有相当的敏感。在我们的治疗中,我们既能够洞察自己的文化弊端,又能够整合自己的文化资源,这形成了我们各自独特的治疗经验。现在,我们聚在一起,通过彼此的分享,可以展示各自独特的经验,可以丰富人类心理治疗的资源。
 
 
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文化敏感,包括他对形成自己的那些文化因素的敏感或觉察,他带着这些形成“我之为我”的文化进入到治疗过程之中,进入到与来访者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包括一个治疗师敏察来访者的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文化在怎样互动,以及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心理治疗师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造就一个治疗师的因素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他接受的教育(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学校的和生活经验的);二、他接受的专业训练(包括心理学理论方法,专业实践,以及接受的督导);三、他的自我觉察(包括他对自我成长的觉察,以及通过接受心理治疗获得的觉察)。

下面几个方面,基本反映我自己的文化敏感:

一、在这里,文化不是指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而是指所有对自己发生影响的生活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是在文化中成为自己。所谓成长,就是每一位人类个体用自己的基本生命条件(生物的、智能的、精神的)与环境因素发生互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接受互动的影响。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能够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在怎样与环境因素发生互动,也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条件在怎样与他的文化因素发生互动,并且了解,在咨询室里,双方的文化在怎样发生互动。

二、一个人不仅有其自身的潜能或基本生命条件,他还属于家庭,村落,社区,城市,社会,民族,它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的深处,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人类整体被划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显示各自的语言、习俗、行为、价值系统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我们同属亚洲文化,拥有共同的东西,但也有不同。共同的东西让我们彼此理解,不同的东西并不等于分歧和冲突,而意味着多样化、丰富性。心理治疗中有一个词,叫同理,就是从不同走向共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在心理治疗中需要被充分意识到,并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就是同理,这就是治疗师的文化敏感。文化敏感还包括,求助者的问题是独特的,为之提供的治疗也需要是独特的。

三、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对个体的创伤有敏感的觉察,还对我们民族遭受的创伤有深切的意识,如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以及长期的封建专制给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在个体那里,创伤的经验可以沉潜在内部,在暗中产生破坏力。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那些创伤经验并不随着时过境迁而消逝,它们存留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依然在通过一些方式影响着每一位个体,影响着这个群体。文化敏感的治疗师也是文化的疗伤者,我相信,每一种创伤都需要得到医治,成长在医治中发生。

四、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经验,尝试去理解它们怎样影响我,怎样塑造我,形成了我生命中的哪些部分,这些部分又在怎样对我说话,怎样对周围的人和对发生的事做出反应。我一直以为,一个治疗师自我敏察的程度,就是他对当事人敏察的程度,这决定着他从事治疗的深度和效果。

五、作为一个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不断反思本民族的文化,探索其中的致病因素和医治资源。我在中国从事治疗的经验告诉我,许多问题的背后有文化的致生因素和维持条件。这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不断去探索和发现本民族文化系统里丰富的医治资源——它们贮存于我们的哲学里,文学里,医学里,宗教里,民俗里,日常生活里,它们也被每一位活生生的来访者带到我的咨询室里来。一个敏感的治疗师,把文化的医治资源调制成让生命健康成长的药方。

六、带着这种文化敏感,我让自己融入每一位求助者的个体文化里。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知道自己是谁,我就知道他们是谁;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当这种文化敏感让我把自己融进他们,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作为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把自己全身心投入治疗,包括我的感觉(但不搅扰对方),我的深情(但不带任何诱惑),我的理解(但不是强加),我的价值(但不是用来判断他人)。文化敏感的治疗是流动的,技术融会在生命自然的流露之中。

七、作为文化敏感的治疗师,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治疗师,但我会把自己的每一个弱点和失误当作成长的空间或机会,让自己永远更好。
 
 
在专业的训练和实践之外,我回顾自己成为治疗师的生命之旅,也是我的文化之旅。我出生在一个乡村,后来到了城市,后来到了美国,后来回到中国。但乡村的文化经验存留在我的生命底层,时而会不自觉进入我的治疗师的角色里。在一些求助者的眼中,我是一个村落的长老。对于他们的这个看法或评价,我内心的文化反应是:欣然接受。在我记忆中的乡村文化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我的外婆,我的爷爷,还有长海爷,长绵爷,长江爷,老祖奶,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的故事,他们也成了我生命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里有成长和医治的因素,他们是那个村落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民间治疗师,他们教会我用故事的方式跟人相遇、助人成长。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专业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我实际上承传了他们的角色。

我的教育也塑造了我生命中的那个“治疗师”,教育给我提供了很丰富和多样的资源,包括文学、神学、心理学,以及由此延伸的对各个学科的兴趣。有许多的老师,用他们的生命和思想塑造我内心的“治疗师”。

我的自我觉察还包括个人的精神成长,这成为我从事心理治疗的内在精神动力。对我来说,心理治疗不只是一种职业,不只是一种兴趣,而是源自内在的一种呼召,它的背后有从生命信仰而来的动力。

带着这种文化敏感,我在中国文化背景里坚持探索一条心理治疗的道路,这条路叫直面。这条路缘自我内心对生命的爱与怜惜,沿着这条路,我经历着个体与民族的伤痛与医治,恐惧与成长,逃避与直面,潜意识的幽暗与觉知的光明。特别是近年来,我遇到一起探索的同路人,他们是具有文化意识的心理学领域的实践者、教育者、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探索和开发中国文化的心理学资源,有意建立中国心理学。可以预见,中国会产生优秀的心理学家,按一位心理学者的描摹,在生命资质上,他们具有“中魂西才”,既深谙中国文化精髓,又具有西方专业才智,在文化态度上,他们志虑精纯,遵循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投身于对东西方文化与心理学资源的整合,立足于中国文化处境,通过心理治疗实践与研究,建立中国的本土心理学。
 
注:本章是作者在2008年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尔、香港、南京三地文化与心理治疗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为英文,经翻译后录入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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