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传统的心理治疗，如精神分析，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病人”，后来的心理咨询，如人本主义，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来访者”。在传统治疗里，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基本上受医学（包括精神病学）的训练，被称为“医生”；他们在专业上是权威，在心理上也被看作是典范，他们对病人做出诊断、分析、治疗。后来，从事心理治疗的人，更多受心理学的训练，被称为“咨询师”或“治疗师”；如同社会上许多领域的专业人士一样，他们为来访者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因此“来访者”跟“顾客”是同一个词，即client。再到后来，路云（Henry Nouwen）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疗伤者”，英文叫healer，一般把这个词译为“医治者”。它缘自路云的“受伤的医治者”或者“经历过创伤的疗伤者”，英文原词是the wounded healer。这个词在西方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医治者”并不是路云的发明，它是一个更古老的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包括古代的巫师、部落长老、哲学家、教师、医生、宗教家或神职人员等，这些人的倾向是把生命看作一个整体，对之有更全面和深入的关怀和医治，包括身心灵几个层面，可以说是整全的医治。到了弗洛伊德，医生开始承担这种医治的职分，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心理治疗开始成为的科学，而全面关顾生命的“医治”（healing）开始走向单一的“治疗”（therapy）。
弗洛伊德从宗教、哲学和文学里吸收了丰富的资源，试图建立一个心理治疗的王国，把精神分析定为一尊。但到了荣格，精神分析的独立王国便受到了挑战。荣格曾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位继承人”，但在荣格那里，精神分析不仅是“治疗”，还具有更广泛的“医治”的意义，涉及到人的心灵层面。到了弗兰克尔，这种“医治”的意义显得更加明确一些。荣格与弗兰克尔从事心理治疗，不再只是医学意义的“医生”和“治疗”的概念，他们对生命有更全面的理解和关顾，提出了“灵魂的医生”（the doctor of the soul）这个概念，这里的“doctor”（医生）和“healer”（医治者）具有本质的关联。
路云提出“受过伤的医治者”（the wounded healer）就把“医生”请下了权威的高位，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只是专业意义上的“专家”，也是普通的人，就像求助者一样，他们也会受伤。因为对伤害有切身的体验，他们更了解伤害与生命成长的关系，对求助者有更自然的同理――那是一种既同病相怜又高于同病相怜的关系。因为这样，他们真心关切；因此这样，他们成了人类心灵伤痛的“医治者”。这关切的心，就是医治的心。他们能够实施医治，根本地说，是因为他们有医治的心。
这样的医治者，因为自己经历了伤害和医治，他们在面对求助者的苦痛时，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一方面，他们跟求助者一样是病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医生，并且能够有意识地去唤醒求助者内心里的医生，让他们相信生命会改变；他们用成长的眼光看待求助者，对每一位求助者都有“本是同根生”深深体谅，又能够给他们提供具体的帮助，帮助求助者解除从伤害里发展出的宿命感，激发求治的动机，增强改变的信心，发现改变的契机，找到改变的方法，促进改变的行动。
这样的医治者，他们的生命本身便是良药，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命达到怎样的境界，就会跟当事人建立怎样的关系。医治的效果在关系里发生。他们不仅关爱，而且“残忍”，甚至，正是因为关爱，所以才要“残忍”。有一个词叫“慈绳爱索”，其中包含生命成长的两个基本：爱与规则。中国有一个俗语说，“硬着心肠做父母”，其中透露的就是这种意味。
这样的医治者，能够体察人的心理需求，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被爱的需求。他们对各种类型的症状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一个人不被关爱，他的生命就变得漂如浮萍，他就不能确认自己，会感到不安全，自卑，甚至会变得冷漠。因为了解人类有爱的需求，知道爱里有医治的功效，相信“在爱里没有惧怕”，他们会用真正的关爱去实施医治。
这样的医治者，了解人有信任的需求，相信当人有了基本的信任，才会发展出合作精神，才会跟人建立好的关系。症状显示，当信任感受到损坏，人会变得多疑、退避，过多使用防御，过多对抗，在内心里竖起一道墙，隔绝了他人，孤立了自己。
这样的医治者，了解人有价值的需求，也知道人在生活环境中受到各样的贬损，因此，他们会帮助求助者去发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我价值感。在医治的过程中，医治者蹲下来，把求助者抬上去，让求助者站得更高，看到自己虽然受到贬损，依然有价值，虽然遭到伤害，依然值得尊重，虽然经历破碎，依然可以整合，虽然受到阻碍，最终会长成自己。
这样的医治者，知道人有安全的需求，但又了解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各样的剥夺、威胁、抛弃，以至于失掉了安全感，觉得环境里充满了敌意，稍有惊扰，他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了，会惊跳而起，狂奔不已。这时，医治者会陪伴求助者，帮助他们消解内心的恐惧，减轻对环境的过敏，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让他们获得觉察，停止奔逃，重返生活。
这样的医治者，具有充分的文化敏感，能够深入到个体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去察看伤害的根源，去发现医治的资源。他们不仅关注个体的伤害与苦痛，还看到深藏在民族意识里的伤痛，包括封建的毒素，历史的创伤，各样的内忧外患，如日本的侵略，“文革”的内斗……医治者抚摸到个体的伤害和民族深创巨痛，默默实施医治，如同古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便是医治的心。
曾经受过伤的医治者对求助者有自然的同理，在共同的经验中建立了关系。俗语说“难兄难弟”，便是在“难”中建立的兄弟纽带。医治者和求助者分享了人性的共同本质：我们都会受伤。医治者并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并不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利。医治者不是故意保持距离的权威，不是“客观”、“漠然”、一副科学面孔的分析者。因为他们自己也曾受伤，使他们跟建立了平等而亲切的关系。医治者经历过的创伤，又获得了医治，就很容易赢得求助者的信任。一个看上去刀枪不入的医生，显得可敬，却不大真实；一个曾经受伤的医治者；不仅真实，而且可亲。“敬”里有距离，“亲”里有关系。在直面心理学看来，方法虽然重要，但关系更为重要。方法的效果，总是在关系的条件下发生。医治的心是联络的心，因为有了联络，伤害自然愈合。这种联络从医治者的心中弥漫而来，把医治者和求助者共同带到一种温暖的氛围里，那里不仅有语言的交流，也不仅有非语言的交流，还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在发生作用，可以称之为神秘而神圣的互动。关系不仅在现实里，更在内心里。当医治者内心里有安祥和善意，这安详与善意就从“我”涌“你”，在那里化解冲突，形成默契。
医治的心，曾经受伤，随时还会受伤，却越来越减少了损害。因为是人，所以受伤。当医治者接受自己是一个人，他就不仅受伤，还会从受伤里发现医治的意义。纪伯伦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在爱，一颗心在流血。医治的背后，有一个深层的动力，就是这样。他在爱的同时，也做好准备去受伤和流血。这时，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医治者。
有一位治疗师，接待了一个多次退学的高中生。求助者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有极端的情绪问题和严重的关系困难。第一次面对这位求助者的时候，治疗师看到她生命内部的破碎，内心动了怜惜之情，但也知道接下来的治疗将是艰难的。经过将近两年的治疗，当事人身上开始发展出一种整合的能力，她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为之付出努力，最终考上了大学。然后，她就到另一个城市读书去了。治疗师有些担心，因为他知道，在当事人的生命里，还有未愈的深伤。接下来的两年里，当事人在大学经历了一场情感的伤害，这又进而刺激了她内部的伤痛，导致她陷入混乱的情绪，放弃学业，去追逐生活中的一个幻影。幻影破灭之后，她重新跌落到现实中，没有出路，感到无助，把生活变成一场慌乱而无效的挣扎。接下来，她到另一个城市，不知道在那里又有怎样的经历，她的生命遭遇到新的伤害。两年之后，她来见治疗师的时候，治疗师发现，她对世界充满怀疑和怨恨，这种怀疑和怨恨也延伸到治疗师身上——说治疗师在几年前为她提供免费治疗一定是别人所图（按她自己的解释，是在拿她做实验），并要求治疗师为她的生活负责。治疗师因而受伤，这伤害甚至对他的助人信念产生挑战，以至于他对求助者产生了一种决绝的情绪。然而，与此同时，他内心里也在经历一个从受伤到医治的过程，他的内心开始由坚硬变得柔软，但不是软弱，而是柔韧，这是一个治疗师在变成医治者的内在转化。在这种转化里，治疗师因着自己的伤而更深地进入对方的伤，看到谩骂和攻击是从伤害中出来，发生了损害性的移情，并且弥漫而来，遮蔽了她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这时，治疗师开始用对待她怜惜的眼光看她，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可恶的人，而是一个可怜的人，不只是一个受伤的个体，而是整个受伤的人类。当事人的反应，是人性在受伤之后的反应。因此，她是一个值得怜惜和帮助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应该拒绝和排斥的对象。
这，便是医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