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生理治疗和精神疾病治疗模式的影响，有些心理治疗师把太多心思花在诊断上面，为的是作出准确的诊断，给对方贴上一个“科学”的病理标签，以至于他们把心理治疗变得更像是一个病理研究的过程。问题在于，如果心理治疗只关注来访者的问题，而缺乏对来访者这个“人”的关心与理解，就不能跟之建立关系，不管诊断怎样准确，也不会产生治疗效果，甚至会强化问题，使问题固定下来，因为当事人会把自己与诊断标签划上等号――“我＝抑郁症患者”。临床研究发现，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诊断标签对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有什么作用，相反，许多心理治疗专家提出警告：慎用诊断标签。美国心理学家杰伊·贺莱（Jay. Haley）在《出走》一书里明确表示：“任何判断一个人有变态倾向的诊断，都会使问题永远成为问题。”。
我开始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的触动很深。一天，我接待了一位50岁的女性，她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是因为与丈夫的关系存在问题。但让她更困扰的是，两年前她被一个心理学教授贴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标签。这个“权威”的诊断让她陷入更深的焦虑，以至于她重新鼓起勇气前来寻求咨询时，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处理这个诊断标签，才让接下来的辅导变得畅顺起来。我当时并没有受到多少的训练，但我做到了一点：关心她，体谅她的感受，了解她的生活，跟她一起探讨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让她看到自身好的方面，以及生活中有利的资源，然后寻求具体的处理办法，并且鼓励她采取行动，尝试改变。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结果是，有一天，她带丈夫来向我表达感谢，说她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其实，贴标签是生活中很普遍的行为。我们会不自觉地给别人贴标签，也常常被别人贴标签。一个孩子，因为没有的把事情做好，父母说他“笨”，这就是贴标签。说孩子“笨”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反而损伤了他的自我。因为被贴上不好的标签，他就会不自觉地用标签来看自己，把自己跟“笨”等同起来，这样的情况多了，就会形成他的自我评价。我发现，对于许多来访者来说，不是他们的问题有多糟，而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情况描述得很糟，而这反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很糟。如果这样一个人前来寻求心理咨询，再遇到这样一个“专家”或“权威”，给他贴上一个“科学的”病理标签——如强迫症、抑郁症，或精神不正常之类，这不会使他变得更好，反而让他从此觉得自己更糟了——“我有病”。
心理问题的形成，往往是“非正常化”的结果，“非正常化”过程主要包括这样几种反应方式：一是担心。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头脑出现了什么念头，自身做出了什么行为，即使有什么异常，也是可以放过去的。但是，当事人太害怕它是不正常的，太在意别人会怎样看，便会抓住它不放，为之担心不已。二是比较。因为担心它是不正常的，反而会更加关注它，就会不断拿这个跟别人比较，拿这个跟自己的过去比较，说别人没有，自己过去也没有，于是比来比去，比出更多的“不正常”来。三是性急。反复比较之下，越发觉得自己“不正常”，就试图加以掩盖和压制，急于除之而后快。因为消除不了，就更加焦虑。在焦虑之中，当事人会四处寻找方法以求自救，便去读许多心理治疗的资料，看到心理症状的描述，开始对号入座，不断给自己贴标签，便更加认定自己是不正常的，也更加为之惶恐不安了。症状反映的本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亦即，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么“不正常”，而是自己从中感觉出许多的“不正常”来，以致受困于这种“不正常”的感觉之中，不能自拔。
最后，在迫不得已之下，当事人带着他的“不正常”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想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表面上，他在要求治疗师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遇到一个不明就里的“专家”给他下了诊断，他会更加担心，仿佛他的担心已经变成了事实；而这诊断就加强了他的宿命感（让对方认定自己就是一个病人，他的问题是改变不了的）和依赖感，进而损伤他尝试改变的内在动力。同时，因为长期遭受痛苦的折磨，加之急于消除痛苦的心情，当事人会期待某一种神奇“外力”（药物或某种根治方法）来解决一切。如果他再遇到一个只知用药的“医生”，让他相信除了吃药，没有其他办法，就更加把他抛入一种持续性的病态感觉之中。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一路过来，经过自己持续不断的“感觉性”努力，加上“医生”只见“病”不见人的“病理化”合作，他终于“生病”了。而在治疗上，诊断用药的单一模式是消极的，因为它在实施“治疗”的同时，在强化当事人的不正常感和无助感。
我们对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不好的阐释给我们造成困扰，好的阐释给我们带来好的心态和积极的行为。因此我要强调：不是事实，而是解释。对人的行为作出不好的阐释，就是贴负面标签，这会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举例来说，有一个学生考试失败了，他很难过，在雨中走路。对于孩子的这个行为，可以解释为“他太难过了”，老师和家长给他一些安慰和支持，便会帮助他从这个困难里走过去。但是，学校的老师很紧张，因为他们把孩子的行为解释为“神经错乱了”，便报告给孩子的妈妈，孩子的妈妈更加紧张，就把孩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接下来的治疗简直成了孩子的“宿命”，他从此开始吃药和反复住院，从学校退学了，短暂地尝试过工作，但因为药物的原因，他的反应能力受到抑制和削弱，就从单位退回到家中去，跟生活隔离开来。30年之后，当事人的妈妈把他带来跟我谈话，坐在我眼前的他已经45岁，成了一个终生吃药的精神病人，生活中的支持资源已经很稀薄了，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很薄弱，内心的改变动机也微乎其微了。我往往就是单一的诊断用药模式造成的结果。同样，比如有一位老母亲，她有时会独自一人喃喃自语。他的儿女们会如何解释这个行为呢？他们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感到孤独”，继而的反应就是多关心一下母亲，多花一些时间陪伴母亲；他们也可能把母亲的自言自语解释为“母亲疯了”，结果就是把母亲受到精神病院，把她隔绝起来，让她变得更加孤独。可见，解释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结果会大不相同。
负面标签会强化一个人的不正常感，心理治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需要帮助当事人撕掉生活中的负面标签，撕掉那些迂腐偏狭而又傲慢专横的“专家”的诊断标签，通过“使问题正常化”的方式，消解当事人的不正常感，从而减轻他的焦虑强度。进而，好的医治者总是能够做到“从不好中找到好的”，帮助当事人去反思他的存在，从中看到自身的条件和生活中的资源，对问题有新的理解，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并且重新选择。“病”是“人”的局限，不是“人”的全部。好的医治者，不只看到“病”，更看到“人”，并且会协助当事人发现和拓展不被“病”所控制的生活部分，使“病”的部分慢慢被取代，从而让当事人活得全面，活得完整。
我们考察症状，发现人不能全面观看自己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片断的经验里，不能把受伤的经验与其他的经验进行整合，这阻碍他们的自我觉察，让他们陷入盲目的生活状态，不能过上好的生活，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精神分析说：不能承受分析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存在治疗说：没有觉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有了问题”也可以被解释为“有了机会”。当一个人有了问题，他就沿着问题走进了治疗，让自己的生命经验一次深度的分析从而获得生命的觉察。幸乎？不幸乎？经历了，才知道。
心理治疗不宜贴标签，把活生生的生命套进一堆病理的词汇中加以定义，只会让当事人感到自己是病人，这是一种消极暗示。生命不应该用医学和心理学的病理语汇加以描述，病理名词所描述的只会是一个灰暗的生命故事，并且可能把当事人的生活变成一个灰暗的故事。如果当事人不幸而被贴上标签，我们的治疗就要为他撕掉标签，重贴标签，用新的积极标签去取代过去的消极标签，这样做会使当事人获得一种不被问题所控制反而可以驾驭问题的体验。安东尼·扬在《问题解决法》中说：“当我们努力使问题正常化，使问题不带有‘病理学’的症状时，我们便从病理学结构向非病理学结构迈进。出现问题的来访者常被问题弄得灰心丧气，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正在经受着双重的痛苦——有问题的痛苦和对自己有问题的感知的痛苦。有时，问题本身并不比因为有问题而感到自己软弱、不正常或没有尊严的这种痛苦更严重。也正因为如此，为来访者的问题再贴标签大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