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王学富博士在第二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大会（2012 上海）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整理而成。

 

鲁迅的作品充满了象征，负载着巨大而丰富的思想内涵。

我要讲的是鲁迅的一个喻象：铁屋子。

 

一、“铁屋子”的由来

立人的思想

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选择西学作为启蒙之道，这在当时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到南京读水师学堂，接触到西方科学、哲学、文学等；他到日本仙台学医，意在医治病弱的国人；他弃医从文，也是唤醒国人、救治国人的心灵，改造国人的性格。但他经历了一次次梦想的幻灭：在日本时，他翻译的书没卖出几本，创办《新生》杂志很快就办不下去了。他的呼喊无人回应。回国之后，看到国内的状态，更有萧条之感，失望与寂寞，如蛇，盘踞于心，遂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聊以度日。

 

背景介绍

这是在将近100年前的某一天，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发生了这样一幕：从日本回国之后，差不多有十年时间，鲁迅在这里抄写古碑，打发着日子。然而，这一天，有一个人来访，这个人叫钱玄同，是他的朋友。钱玄同跟鲁迅之间有了这样一场对话（这场对话被转用于《呐喊·自序》里，在“我”与“金心异”之间）。钱玄同来访的目的，是向鲁迅介绍《新青年》杂志，并邀请他为这个新创办的刊物写稿。

 

一场对话

钱：“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鲁：“没有什么用。”

钱：“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鲁：“没有什么意思。”

钱：“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

鲁：“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话，在鲁迅内心激起了反思：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声呐喊。此后，他一直呐喊下去。

可见，这场对话，对鲁迅本人很有意义，甚至对现代中国都很有意义。

 

“铁屋子”是什么？

“铁屋子”是一个象征，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的、心理的意义。“铁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面人的存在的视角，让我们反思自己，反思人性，反思人类的生活。沿着鲁迅的文学意象和文化心理学思想，我们在中国背景的心理治疗经验里发展出一种直面方法。

如果从“铁屋子”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看到这样几点：

一、心理症状本身是一个铁屋子的象征，它封闭了人的自我，阻碍了人的成长。

二、直面的医治本身就是一种呼唤，让躲在铁屋子里的人醒来，觉察到自身的处境，愿意走出来，开始成长。人不只活着，更要活出真实的自己。

三、不管是在铁屋子外呼喊，还是从铁屋子内走出来，都需要勇气。这种勇气，就是直面的勇气，如鲁迅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是蒂利希所说“存在的勇气”。

四、人不只活着，更要活出意义。活出意义，才达到了“存在”。在铁屋子里，人只是活着，当人走出铁屋子，去充分地活，他活出了意义，他就从“活着”走到了“存在”。直面的治疗，就是从“活着”到“存在”的路。要实现“存在”，需要觉察，要达到觉察，需要勇气，要实现觉察与勇气，需要直面分析。如鲁迅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由此，我们发展出心理治疗意义上的“直面分析”治疗模式。

 

二、直面分析

“铁屋子”的意味

“铁屋子”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所有那些遮蔽我们，不让我们觉察和成长，阻碍我们成为自己的因素，都可能构成我们的铁屋子。铁屋子无处不在，每一位个体，任何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可能有自己的铁屋子。人的问题在于，意识不到自身的铁屋子,意识不到自己在铁屋子里。

“铁屋子”是一个躲避之所，当人躲在里面，以为得到了安全，却失掉了成长；以为可以“活着”，却失掉了“活着”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活着”，却没有“存在”。

在铁屋子里，不只是沉睡，还有很多噩梦。人类许多残酷的事情，是在铁屋子里进行的……但我们不知不觉。

直面分析的目的，就是让人发现铁屋子，走出铁屋子，从此过觉察的生活，也就是存在的生活。

“存在”是指一个人觉察了，并且要充分活出自己的意义。

 

三种人

透过“铁屋子”的比喻，我们看到三种人：

一是在铁屋子外面呼喊的人。

一是在铁屋子里听到呼喊而醒来、而要有所作为的人。

一是在呼喊声中沉睡不醒、也不愿醒来的人。

 

你在哪里？

你怎样看待这三种人？

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而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正好表明：你是谁？或者，你在哪里？

这是每一个接受直面分析的人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选择到铁屋子前呐喊。但在做出这选择之前，你的内心充满矛盾：敲，还是不敲？敲了，有人醒来了，面对铁屋子不能破除的事实，便有了“梦醒了却无路可以走”的悲哀，还将在清醒中死去，这让你于心不忍；不敲，你也不忍看到他们这样睡去，在睡梦中死去，这也是可悲悯的事。然而，呼喊与敲打铁屋子，是你的使命。于是，你来到铁屋子前，喊出来了，敲打着——虽然不确定，虽然痛苦，虽然知道只有微茫的希望。

这也是直面医者的信念：在不确定中创造确定！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也来自鲁迅的启发：“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这便是可以被称为直面医者的人，他们有救人救世的心，也是痛苦的灵魂。他们是坚定的，但也常常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梦想与幻灭之间彷徨。

这样的人，已经从“活着”走到了“存在”。

 

第二种人

假如你是第二种人，你在铁屋子里，但你的心并没有完全睡去，你是可以被唤醒的人。

你将面对痛苦和挣扎，因为你醒来了，发现了铁屋子，发现自己置身于铁屋子，而铁屋子又是“万难破毁”的，你感到痛苦，但也不能再回头睡去了。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你发现周围还有醒来的人，你们一起跟铁屋子外面的呼喊者合作，大家合力破毁这铁屋子。

这时，你是痛苦的，但你正走在从“活着”到“存在”的路上。

 

第三种人

也可能，你是第三种人。你睡着了，不愿醒来。听到呼喊，你无动于衷。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与你无关。你只要这样睡下去，不愿面对生活的真相，或者，对你来说，睡下去才是真相。甚至，你不喜欢呼喊的声音，认为那是危险的声音，它搅扰了你的梦，让你的生活失衡，让你感到不再安全。因此，你会愤怒，会威胁甚至攻击那呼喊的人，也不让你周围那些醒来的人有所思想，有所作为。

这时，你只是“活着”，没有“存在”。

但也有一种可能，一种希望——你是沉睡者中被唤醒的一个，你开始睁开眼睛看到你的“处境”，然后你愿意对铁屋子外面的呼喊有所回应。

那在“铁屋子”外面呼喊的人，就是直面医者，他们为哪怕一丝微茫的可能和希望工作。

直面取向的分析模式，有一个坚定的治疗目标，就是“立人”。

 

三、鲁迅与铁屋子

鲁迅自己的铁屋子

人有两个基本关注：一是活着，一是存在。前者只求生存，后者还求意义。前者关注怎样活下去，后者关注为什么活下去，也就是活下去的意义。

鲁迅也会怀疑活着的意义，甚至，鲁迅也有自己的铁屋子。绍兴会馆十年，便是鲁迅的铁屋子。在此之前，他呼喊过，但没有得到回应。在极度失望中，他说“算了吧”，便选择了一个“铁屋子”，躲了进去。这时，他也做事，但只是为了活着，看不到价值和意义。

因此，当钱玄同问他：你抄这些有什么用？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用。钱玄同又问：有什么意思呢？他回答：没有什么意思。

这里，“没有用”，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意思”，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钱玄同就是一个在鲁迅的铁屋子外面呼喊与敲打的人。他的那些问题，都是关乎“存在”的追问。

 

鲁迅的选择

然而，鲁迅不是一个在铁屋子里沉睡不醒的人。他的心灵的一角一直都是醒着的，这醒着的一角在暗暗等待一种呼喊，一种机会，一种方式。这醒着的一角，会透进一线希望、一个可能、一缕热忱……

这时钱玄同出现了，他把一个选择放在鲁迅面前：敲还是不敲？只是活着，还是为着什么而活？

鲁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出自己的铁屋子，前去敲打这个民族的铁屋子，他呼喊着。

这便是鲁迅的存在性悖论：他会陷入铁屋子，但不甘于此；他会有存在性的困惑，也会追问，但并不下固定的结论。他常常用路来作譬喻：人生旅途中，会遇到歧路，会遇到穷途。他不会像墨翟和阮籍那样恸哭而返，而是在那里坐下来，歇一歇，四处看一看，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即使希望是微茫的，甚至几近于无，他也不完全否认希望的存在。这就如同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 置身于集中营之中，也会从墙缝看到一隙光亮。

这便是一个“经历过伤痛的医者”（the wounded healer），他是人,因而会受伤，他曾经受了深的伤，但得到了医治，因此，他最能感受伤痛，也最能医治伤痛，他便成了疗伤的医者。他曾经在铁屋子里，但他走出了铁屋子，因此，他也最能体会铁屋子里的处境，以及破除铁屋子的艰难，但他也最了解那铁屋子，如同他说，从旧营垒里出来，“反戈一击,正中要害”。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而勇敢的直面医者，他在面对人生不确定性时，内心却拥有一种坚定的确认感。

 

在不确定中选择

一个人只求“活着”，反映出他的这样一种心态：不接受生活的不确定，害怕做出选择。当一个人追求“存在”，我们也发现他身上有这样一个品质：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认感，勇于做出选择。

鲁迅在做出选择之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但他向我们展示：真正的人生，就是明知有不确定性，依然去选择。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当一个人只求安全，他就不敢在人生中做出选择，他躲进了铁屋子；当一个人追求成长，他就敢于去面对各样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向各种可能性敞开。这时，他具有了直面的勇气。

人生本是一场充满冒险的旅行，没有冒险，就没有成长。那些过于求安全保障的人，失掉了许多成长的机会，反而感到更不安全了。这便是心理症状发生的根源和表现。

而直面取向的医治，意义就在于，它呼唤一个人走出自己的安全区或舒适区，走出内心的铁屋子，看破并打破文化中的各样铁屋子，朝着虽然模糊却是广阔的领域行进。

 

四、存在性反思：历史与现实

条件与意义

“活着”与“存在”，都可以说是人生的根本，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彼此代替。

“活着”关注的是必要性，包括各样生存的条件，“存在”关注的是可能性，包括各种生活的意义。当人有了必要的条件，他活着；当人追求生活的意义，他进入了存在。活着不等于存在，却可能失掉了存在；存在不只是活着，它基于活着，又高于活着。甚至，从最高意义的层面上来看，人可以失掉活着而存在，却不可以失掉存在而活着。活着，是生存的事实，存在，是生命的品质。

西方存在主义者有这样的理解：弗兰克尔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没有了意义，人不可能活着。”意即，人生于世，不只是为了活着，还必须回答一个“为什么活着”的问题。 这个“为什么”，问的就是活着的理由，活着的目的，活着的意义。因此，尼采说：“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在任何境遇下都可以活。”他的这句话，也证实了弗兰克尔关在集中营里的状态，那时，他的“活着”的条件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了，但他却充分活出了自己的“存在”。也正因此，加缪（Albert Camus）也在《西绪福斯神话》里断言：“人生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相比之下，科学上的真理和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生的意义”所关涉的问题，不是人生能不能活下去，而是：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

 

反观历史：两个朝代

但是，反观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却发现大量这样的事实：当生存受到威胁、生存条件受到剥夺，或者，当人追求意义受到阻碍、打击，人可能会搁置对意义的寻求，转而只追求生存，甚至把活着当成意义本身。

鲁迅一生的写作，都在进行这样一种揭示：累朝累代的专制统治，改朝换代的战争频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让中国人饱受压抑与剥夺，形成了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对生存的极度关注，这使我们的民族常常处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我们的民族活下来了，我们的民族却没有活出来。我们的文化太关注“生存”的一维，却会忽略“存在”的一维，到了极端，甚至成了：只要活着，不奢求意义。

鲁迅看历史，常发极言。这并不是鲁迅缺乏历史知识，而是透过现象，直探本质的见解。比如，鲁迅说，中国正史记载的满眼“仁义道德”下面掩藏着“吃人”二字。再比如，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朝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另一个是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朝代”，皆是鞭辟入里的惊世警世之论。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的历史充满了对人的奴役，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到“做成了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只是“活着”，却没有活出“存在”的品质。甚至更糟，常常是连“活着”都成了问题。

在鲁迅的作品有许多这类人物形像，他们在麻木、低劣地活着，活在铁屋子里，却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还有一类人物形像，他们要争取发出“人”声音，活了“人”的样式，不仅为自己争取，更为许多的人争取。这样的人，反而遭到了迫害。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迫放弃。这便是鲁迅的悲哀。

 

反观现实：为了活着

本来，一个追求生存条件的文化，应该会创造出更好的生存条件。却不。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只求活着，反而活得不好。不仅活不出存在的品质，甚至，我们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剥夺，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生存基础不断颠覆。从历史到现在，大多如此。

提到“活着”，人们会联想到余华的同名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余华用一种冰冷的表现主义手法描述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环境里一个家庭经历的苦难与死亡，从而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作者的答案似乎是：人只是活着，并无任何意义。或者，他似乎有意把“存在”整合于“活着”本身，而不另外去探究一个显得是在生活之外的哲学意义。但这却是模糊的。

如果只求“活着”，不关注“为什么活”，人会陷入两种极端的活法：一、苛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二、穷奢极欲，今朝有酒今朝醉。前者看不到意义，后者把享乐当成意义。

从历史到现实，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一方面，我们如此追求“生存”，却发现，我们的生存条件被严重剥夺，以至于只剩下活着，甚至在生存线上挣扎着活下来；另一方面，我们如此害怕遭到剥夺，以至于我们拚命追求自己的生存条件，不管不顾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存条件，让自己在物欲横流里挥霍无度。

“生存第一”会演变成“自己生存第一”，不管他人死活。如果没有“存在”的品质，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一个人不管拥有多少生存的条件，他还是会陷入生存焦虑，还是会感到不安全，只能“自顾自”活着。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这种不安全感，我们的教育还在培养这种不安全感，利用这种不安全感，强化这种生存焦虑，鼓励这种“利己主义”。

这样一来，我们活着，不追问“为什么活着”，只管“怎样活着”——这个“怎样”，就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去活着，其他是不用管的。这样一来，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意义被全部抽空的技术层面上。而“人”的异化就在于，生活成了一系列不负载情感和意义的技术行为。现在，心理学正在成为这样一种技术，一种与生命没有多少关联的研究方法。我们的教育呢？正在变成一种技能培训。最近，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在中国的电影里，时而也会看到有一点对价值的追问，但追问来追问去，最终还是归于“活着”。这是我们文化里最深、最复杂、最奥妙无穷的哲学，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追问。

我们经历过极其浪漫的时代（现在不是吗？），可以称之为是追逐“伪意义”或“伪存在”的时代。它的特征是教条主义。它宣称一种“绝对真理”，加上权力的配合，要求每个人遵从它所设定的意义。这套貌似价值的体系既浪漫又肤浅，既天真又残酷。它让我想到加缪说的一句话：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肤浅。因为我们回避了存在的追问。我们把“活着”的理由当成了意义，不断要求“存在”做出妥协，直到把“存在”的理由一一妥协掉了。结果，“存在”成了没有理由的存在，“活着”就成了唯一的存在理由。

在中国电影中常常出现的追问模式是：生存说服了存在。从每一场对话里，我们都会看到，生存的理由总是很充分，很雄辩，很具说服力，而存在的理由——关于我们是人，关于真实，正义，良心，信仰，生活的意义等——反而成了多余的，成了奢求，成了幼稚，成了头脑简单，成了唱高调。电影里那个“生存哲学”的代言人，或者是一个企业老总，或者是一个官员，甚至一个普通人，都会“仗义执言”：良心？良心是什么？我要管的是这个公司的生存，有几百位员工跟着我，他们要有饭吃。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不要唱高调，我告诉你：谁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砸他的饭碗。

在生活中，许多迫害行为的背后有生存哲学的大力支持，从而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通过威胁你的生存，逼你放弃对意义的关注和追寻。

 

五、症状的本质

受伤与防御

症状是一个铁屋子，象征着心理上的逃避之所。

人之所以逃避，是因为受到威胁，受到剥夺，受到压制，这一切都是伤害。症状的根源，常常是受伤。因为受伤，所以害怕；因为害怕，所以逃避。在直面的考察里，我们常常在症状里面看到受伤的经验，看到一个个铁屋子，以及在铁屋子里躲着的受伤的人。受伤的人，不仅自己躲进铁屋子，还会把亲人拉到铁屋子里，一起躲起来。

这里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女性在年幼时遭到性侵害，伤害未愈，他一直感到恐惧。这种伤害延伸到她的恋爱与婚姻关系里，进而影响了她对孩子的养育。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不断对女儿说：“要防备男人。”久而久之，她在女儿心里培植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源自伤害的过度保护行为，把伤害延展到女儿身上。这就是“受伤害的人会伤害人”（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这些年来，我见惯了这样的家长：他们自身有未愈的伤害，会无意识中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给孩子造成伤害。他们对孩子过度保护，挤压了孩子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变得恐惧、无奈、无助，最后只好找到一个理由躲到症状的铁屋子里面去了。

症状在本质上是一种被过度压缩的生存空间。一个人为了满足潜意识的安全需求，会寻找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把自己自己封闭在其中，只顾安全，不管成长。

我多次听到来访者有类似的表达：“从小时候起，我就想呆在一个黑而小的地方，那里很窄，又黑，却舒服，多安全呀！我可以蜷缩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我一直都梦想有这样一个小房子。”

这，就是心理上的铁屋子，它是一个安全的象征，却不是一个成长的意象。

当一个人受了伤，他不仅有躲进一个压缩的空间的倾向，还会滋生一种强烈而盲目的扩张欲望——他会要求得到无限的补偿。一个人遭受过多的贬损，他可能最要成为一个刀枪不入、完美无缺的超人。一个人在爱的需求上遭到严重剥夺，他会要求集天下宠爱于一身。问题在于，他们永远要求补偿，永远不会满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潜意识的空缺，不管用多少优秀的条件，多高的地位，多少的金钱，多少的爱，都补偿不了。因为时过境界，伤害造成的潜意识的空缺已是欲壑难填。也正是因为这种无限扩张的欲求得不到满足，人躲进了症状的铁屋子。

 

存在性的挣扎

症状显示的情况，常常让人看不大明白。表面上看，症状行为似乎是在为“生存”而战，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生存的焦虑。实际上正好相反，症状的本质恰恰是，一个人在为他的“存在”——也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他要过怎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而战。当一个人看不到“存在”的意义，他反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他会把生活的全部意义压缩到一个点上面：似乎某一样东西正在威胁他的生存。然而，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为症状所苦的人，他们缺乏的不是生存的条件，而是——即使他们自己看不到这一点——急于找到存在的意义，却不得。他不是不能“活着”，而是无法“存在”。他有充分的“活着”的空间，却没有找到一条路去充分成为自己。他渴望存在，却缺乏直面的勇气。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Eric Fromme）强调神经症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生命价值：他们是在为“存在”战斗着，虽然这场战斗暂时失败了，但在价值上来看，他们高于生活中那许多“活着”的人们。

 

六、直面医者的呼喊

来自铁屋子的抵抗

直面的医治，有三个基本取向：一是疗愈伤痛，二是促成觉察，三是导向成熟。

直面的医治，根本的目标是帮助受伤而躲藏的人自觉自愿走出铁屋子，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活出存在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直面的医治过程，比喻为铁屋子外面的呼喊。

直面医者的呼喊透进了铁屋子，那声音讲的是真相、希望、可能性，要求里面的人醒来，做出改变。这声音在铁屋子里引起恐慌、烦燥、甚至愤怒。铁屋子里的人对现状早已习惯，对铁屋子外面的东西心存恐惧。他们情愿留在这里，不要改变，不要出去冒险。他们要睡下去，不情愿让直面医者吵闹他们的安睡。他们害怕醒来，害怕面对铁屋子外面的不确定性。他们说：这里很好，虽然我们睡着，我们却活着。甚至他们要联合起来，保护这铁屋子，抵抗直面医者。

当耶稣回到故乡传道的时候，他带回了新的文化，而故乡的人还生活在铁屋子里面，他们用旧的眼光看他，排斥他的新文化。为此耶稣感慨：大凡先知在本乡本土都是不被尊重的。

当鲁迅带着新的文化回国，面对的是民族的铁屋子——这个旧文化群体十分庞大，害怕改变，害怕新文化，只要生存，不问存在，只要活着，不在乎意义。甚至，还有人视新文化为威胁，为了安全的缘故，他们会迫害带来新文化的人，把他们当作“疯子”。

这是鲁迅笔下英雄被谋害的主题。人类永远面临着一个“新文化”与“铁屋子”的问题。

 

历来如此，便对么？

鲁迅曾经怀疑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这并不是说醒来的人力量不够，而是铁屋子里的人可能不愿醒来，不愿破毁这铁屋子。

“铁屋子”常常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以权威的面目出现，以最多的人数出现，以最大的声音出现。它是“真理”，不可违背；它是“既定方针”，必须遵照执行；它是“祖宗之法”，因而不可改变。当大家都相信铁屋子一直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说“历来如此”的时候，铁屋子就真的“万难破毁”了。

但我们听到鲁迅发出质疑的声音：“历来如此，便对么？”这是“狂人”的声音，“正常人”已经发不出这声音了。“正常人”只要“活着”，“狂人”在关心存在。

鲁迅问：历来如此，便对么？

直面医者也如此发问：历来如此，便对么？

直面医者面对的不仅是来自铁屋子内的抵抗，还有来自铁屋子外的阻挠。在铁屋子的外面，有人会劝说：不要敲了，不要喊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无望的人。甚至，其中还有一些人被称为治疗师，但他们对人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人有存在的需求，也不关注人的存在。他们在诊断，但是他们的心灵是盲目的，他们只看到“症状”，看不到“人”，只看到身体，看不到人的情感与心灵。但他们却很强硬，以为自己找到了唯一的“真理”，并声称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问题，并利用权力来宣布，只有他们有诊断、治疗资格。这种治疗模式，本质上是对人的控制。这样的治疗师，是教条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强加于人的，消极的……他们不是帮助人走出铁屋子，而是在不断加固旧有的铁屋子，在制造新的铁屋子。

我又想起克雷格（Erik Craig）讲的一个故事：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堕落城市的广场上，有一个人每天都来这里演讲，要求人们作出改变。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来听，后来，听的人渐渐少了，最后没有人来听了。只有一个小孩子在听，并过来问他：已经没有人听了，你为什么还要讲？演讲者回答：开始我来演讲，是为了改变别人；现在我演讲，是为了不被别人改变。

小孩子没有听懂。但许多年之后，那个广场不再有那个演讲者的身影——他已经死去了。而这个当年的小孩长成大了，他在广场上演讲。

现在，鲁迅已经不复存在，却有直面的医者，像鲁迅一样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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