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英雄崇拜

我想到徐志摩，他曾经在美国、英国读书，结识欧美（特别是英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哲学家如罗素、作家如哈代、萧伯纳、狄更生、卡本特、威尔士、曼殊菲尔、福斯特等，文论家如瑞恰慈、奥登、弗莱伊，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汉学家魏雷等，以及意大利作家邓南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印度诗人泰戈尔。他拜访活着的名人，又去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如去俄国祭扫托尔斯泰的墓等。在英国的时候，他把自己装扮成乔叟笔下的堂吉诃德，跟朋友一起在英国的土地上漫游。他仰慕英雄人物，从他们的生命与作品中吸收各样的养分。他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

这让我想起英国学者卡莱尔写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其中列举了人类各个领域的英雄人物，如神话英雄奥丁，先知英雄默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和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文人英雄约翰森和彭斯，帝王英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

我也是很早就开始关注英雄和英雄崇拜这个主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尊崇她的英雄，并创造一种培育英雄的文化。一个民族的伟大与繁盛，是因为各个领域都人才辈出。在民族式微之际，就会有人出来呼唤英雄。清朝末年，龚自珍写诗呼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鲁迅写过“在天才产生之前”一文，也是这样呼唤英雄，期待民众成为培育英雄的土壤。但鲁迅的作品表现的一个最深的悲哀就是英雄遭到迫害这样一个主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文化是推崇英雄的文化，特别是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化意识。前不久我到英国去参加世界存在主义大会，也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崇尚英雄的文化精神。我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此感慨尤深。这个大教堂听起来是与宗教有关，事实上是英国为其民族英雄建立的公墓。在这里，为英国历史上各个领域的英雄（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都留有一个被尊崇的位置。

我想到在中国，我们的历史也产生过许多的英雄，人们尊崇他们。但在文革时期，中国却出现了一个迫害英雄的时代，不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受到批判，现实社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都遭到了迫害，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德国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形：希特勒大肆迫害德国的各个领域的英雄，尤其是那些被认定为犹太人的杰出者。这些人中有人被杀死了，有人被驱逐了，有些人逃离了这片土地。当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美国成了许多人投奔的自由之邦，仅仅在心理学领域，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卓越人才，而带来了美国心理学的蓬勃，导致心理学的重心从欧陆转向美国。

我的期待是：如果中国能够不压抑英雄，反而培育英雄，尊崇英雄，我们的文化就成了产生英雄的一块福地，我们的民族才真正成为文明之邦。

2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是去新加坡，后来去美国留学，后来又到欧洲、南美、韩国等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年来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思想界的英雄介绍出去，那就是鲁迅，把在中国产生的文化与心理学思想方法介绍出去，那就是直面。二是跟鲁迅当年一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找到支撑这个民族的“中国的脊梁”，还在西方寻找到“精神界之战士”的人格，如尼采、托尔斯泰、叔本华、陀斯妥也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奥古斯丁、歌德、雪莱、拜伦、易卜生、达尔文、卢梭、赫胥黎、拉马克等等，殷切期待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在中国文化上被培育出来。

同样，20年里我与世界的接触中也结识许多心理学领域的人物，如美国的杜爱文（Al Dueck）、霍夫曼（Louis Hoffman）、克雷格（Erik Craig）、施奈德（Kirk Schneider）、孟德洛维兹（Edward Mendelowitz）、塞琳（Ilene Serlin）、罗宾（Shawn Rubin）、杜布斯（Todd DuBose）、贝隽文（Rob Bageant）、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等，以及一些华人心理学家和学者，如陈心洁（Singkiat Ting）、杨吉膺（Mark Yang）、桑德拉贾（Louise Sundrarajjan）、李梅（Meili Pinto）等。后来到欧洲参加世界存在治疗大会，结识了斯普奈利（Ernesto Spinelli）、德意珍（Ammy van Deurzen）、朗格（Alfried Langle）、杰克布森（Bo Jacobsen）、南美的马蒂内兹（Yaqui Martinez）、斯诺莱莉（Susanna Signorelli）等。其他还有新加坡刘毓江、香港曹敏敬、韩国沈相权、澳洲史蒂夫（Steve Vinay Gunther）等，请他们来中国做研讨、做讲座、做培训、做交流。

最早我们跟富勒心理学院合作，邀请那里的教授来到中国做训练，像杜爱文、奥格斯伯克（DavidAugsburger）、陈心洁。

后来我们又跟韩国的沈相权、香港的曹敏敬一起组织连续几届亚洲心理咨询联合会三方会议。

   接着我跟霍夫曼和杨吉膺合作，联合美国与中国存在-人本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三届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会议（2010南京、2012上海、2014广州）。

   这些年来，我们在南京直面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举办多场存在－人本心理学的研讨会、工作坊等，其他各类主题的工作培训课程和讲座更是全面开展，如婚姻家庭、亲子关系、舞动治疗工作坊、析梦、催眠、哈科米、格式塔，以及教牧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等领域。

   我所期待的是，在中国的心理学领域开始产生一批具有“中魂西才”的专业人才。

 

中国人在哪里？

许多年来我到国外去学习或参加会议，有一个发现，也因而有一个感慨：中国人在哪里？

20年前我出去学习心理学，那时很少见到中国留学生出去修读心理学。来自台湾、香港的学生时而见到，来自大陆的学生难得一见。

后来到富勒心理学院去做访问学者，也很少见到来自大陆的学习心理学的留学生，依然可见的是香港、台湾、新加坡来的华人。

再后来到赛布鲁克去学习心理学博士课程，那里有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大陆来的仍不大见到。但到了这个时候，从中国大陆到欧美学习心理学的人已经开始有了。过去曾经接受过我们训练的学生中有些人到国外学习心理学了，有到英国去的，有到美国去的，有到加拿大去的。

2011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参加人本主义心理协会的年会，还是没有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只有来自港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学者。

2013年我去夏威夷参加美国心理协会（APA）会议，并在那一年获得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学会“夏洛蒂和卡尔·彪勒奖”。APA年会一个世界心理学领域的盛会，参加人数有时候达到2万人以上，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派人来参加。在这年的会议上，我在会议手册里看到有几位从大陆几所大学里来的中国人，但至少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场和授奖会场里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或许他们在各自关注的专业领域的会场里吧。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场上和授奖仪式上，我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华人，包括马上要来讲课的路易丝（LouiseSundrarajan）、李梅（Meili Pinto），也有来自台湾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的心理学学生。两位学生看到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获奖，感到惊讶，问我：“中国还有心理学？”我环顾会场，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是我的妻子。我心里问：中国人在哪里？

前段时间去英国参加世界存在治疗大会，“中国人在哪里？”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里。会场里有来自英国、美国、欧洲、南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批存在心理学领域的心理治疗专家和学者，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我和杨韶刚，还有一位美籍华人杨吉膺（Mark Yang）和一些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但在这次会议上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中国学生，他9岁移民到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修读精神病学。他的父亲希望他承传中国文化，他阅读了许多中国书籍。在会议期间，他常常跟着我，在我演讲时还会提一些问题，又在会后跟我喝咖啡、探讨问题，并且表示要回国研修，到直面心理研究所来跟我们学习直面心理学，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有些欣慰的事情。

会议期间还遇到一个中国人，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欧洲生活，她一直携带着一个中国人身份及其文化认同，在世界各地文化里漂流。她听到我的报告，激动万分，对我说：“好高兴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太难得了！”

我和杨韶刚的演讲被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声音，这来自中国的声音得到一大群美国心理学家的声援。基于我们过去在一起的合作，他们认同、支持我们的声音。在会议期间，除了欧美的声音，我们还看到俄罗斯和南美的存在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充分显示他们强大的存在。

会议过去很久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去参加世界范畴的各种集会，这里就没有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我们就很难了解世界，也很难被世界所了解。然后，世界对我们就会有各样的猜测，我们对世界也有各样的猜测，这些猜测无论好坏，都可能带来阻碍和麻烦。因此，当世界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场，我们应该到场。

 

又有几位学者来直面了

   最近又有几位学者来直面心理研究所举办讲座，他们都是曾经跟我有所交往的人，我这里用一种个人化的叙事方式来介绍一下他们。

“最典雅的东方女性”

有一天我接到一份来自霍夫曼的信件，在信中他向我介绍了李梅（Meili Pinto），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然而，直到我见到她后，才了解到有多好。这是我见过最典雅的东方女性，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断层后，当下的中国已经很难见到这样典雅的女性了。她身上有一种和煦的善，跟她相处，能够感受到她的耐心和宽厚。她的母语是英语，通过家庭教师学了一些中文。在面向中国的听众时，她会尽力用中文来演讲，慢慢地让思想流淌出来。

她出生在上海，幼年时曾随父母在印度与日本居住，深受东方传统的滋养。稍大一点的时候，她的一家移民到了美国，在自由开放的美利坚接受教育，对于英美文学、儒家文化和心理学均有专业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我猜想她气质的养成，与她的跨文化经历和对中西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是有关联的。

在西方治学的传统中，人们往往会做很精细的研究，把一个点研究得十分细致、透彻。中国学术圈过去有追求“宏大叙事”的风气，现在又有些走到了统计学的极端，迷信数字和公式，而对情感和意义缺乏关注。

李梅的来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感受的机会，她像圣经里说的“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样，平心静气、不喧哗、不急于显示自己，只是娓娓道来。听她的课，要放下急切的心情，耐下性子，慢慢品味，享受知识的滋润和灵魂的放松。

 

“我请美国富豪吃了一碗面”

迈克（Michael J. Pinto）是李梅的丈夫，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如果我们了解一些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就会发现在各个领域，犹太民族的杰出人物灿若星河，心理学的不少领域都是由犹太人开创的。

 

迈克的祖父母在纳粹的铁蹄下罹难，他随着家族来到美国，继承并开拓了家族的产业。他本人睿智、博学，是一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也是跨文化的学者。

 

我第一次遇到迈克和李梅，是在几年前他们来到南京，我请他们吃了一碗面，我们就在午后慵懒的面馆里愉快地谈话，渡过了美好的时光。

再次见面是在夏威夷，我前往参加美国心理协会（APA） 2013年的年会。在那里，迈克夫妇极尽地主之谊，在海边的一家高级餐馆招待了我和我的妻子，侍者在桌上洒满了星星，我们交谈、欢笑，之后又一起去吃据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迈克俏皮地对我说“你把每一样都试吃一点，最后就不用买了”。我们去看广场演出，聊天到深夜。我送给他一盒南京的雨花石，他很喜欢，告诉我要把这个东西镶嵌到他家院子的石柱上。

第三次见面，是在2014年的广州世界存在主义心理学大会上，我的老朋友Erik Craig、迈克和我在一起谈话，Erik告诉我其实迈克非常富有，我这才知道迈克是一个“富豪”。之所以要打一个引号，是因为我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请他们夫妇吃的一碗面。他很富有，却很和善，很谦卑，完全没有“豪”的样子。他大概有70来岁了，在世界各地旅游、讲课，希望把他的管理经验和商业心得告诉更多的人们。对我们来说，他的品质和他的知识都值得体会、学习。

 

造诣高深的华人“老外”

路易丝（Louise Sundararajan）是当今世界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早在认识她之前，我就听说过她，知道她是一个学识渊博、涉猎极广的学者，既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又在宗教、文化、哲学、心理学等方面有广泛的建树。她在美国成立了“本土心理学工作组”（Task Force on Indigenous Psychology），到如今已经召聚了全球近200名心理学家，每天都有这个领域的研讨和学术信息。经过霍夫曼和施奈德的推荐，我也加入了这个工作组，并且和路易丝有了密切的交往。在这个“本土心理学工作组”里，我看到了其他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的身影，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最初看到她的名字——Louise Sundrarajan，我以为她是一个“老外”，见面时才知道她是一位华人。她出生于云南，在台湾长大，一直读到本科毕业。之后到哈佛大学读了宗教史的博士，又去波士顿大学读了咨询心理学的博士。她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很深的经验和认识，她很喜欢中国的诗歌，曾让我向她介绍当代中国的诗歌。后来我还向她推荐了鲁迅，她很喜欢，并专门写了文章介绍“直面”这个中国本土的心理学文化根源与治疗理念。

2013年，我获得了美国心理协会人本主义心理学会颁发的夏洛蒂和卡尔·彪勒奖，前往夏威夷参会、领奖。第一次跟路易丝见面，她还邀请我一起吃饭和交流，很欣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心理治疗师在会上得奖，也很愿意来帮助大陆心理学的发展。这次她受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课，我借机邀请她来南京讲课。

路易丝行走在当今世界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前沿，并在这个领域有很重要的贡献。她是2014年美国心理协会人本主义心理学会马斯洛奖得主，路易丝最近出版的著作《Understanding Emotion in Chinese Culture Thinking Through Psychology》对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很有贡献。

我欣喜看到，在世界心理学领域开始有一些华人专家学者的身影，其中有很优秀的女性如路易丝·桑德拉贾博士和李梅·平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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